范亚峰：自由之友 真理志士——纪念许良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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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友 真理志士
——纪念许良英先生
范亚峰

经历了两年的幽居生活之后，我正准备透一口气，找机会拜访许良英先生，孰知2012年底传来许先生一病不起、进入危重监护室的消息，元月28日得知许先生在奋战一个月之后告别人寰，而自己2010年与许先生的一面竟成永诀。
1995年春天，我于人生的极端困顿、混乱与苦痛当中拜访许良英先生。此后的10多年间，许先生的人格成为我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时时思及的楷模。1995年之后，许先生在黄庄附近的家成为我人格成长的力量泉源之一。在耳闻目睹中国知识界许多的叛卖、乡愿和软骨之后，我对学术的意义深感困惑，对知识分子群体深感失望。而通过无数次的求教，在一次次暮色苍茫中走出许先生的家，于灯火阑珊中漫步在京城的春色秋雨里，我青年期生命中所积郁的苦痛逐渐飘散。
    2003年秋，我到许先生家中，递上由我发起的、由秋风、王怡等朋友参与撰写和反复修改十多次的公开信《保障言论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关于湖北警方拘捕作家杜导斌的50人声明》，许先生看了文本表示赞赏，当即答应参与签名。此后，我时常到许先生家中，就维权运动中许多人事求教于许先生。我也常常带一些朋友去许良英先生家中问学求道，冉亮先生惊叹道：许先生真是修炼出来了。许先生常说，一个从事自由事业的人要过生死、名利、男女三关。许良英先生不仅是民主运动的启蒙思想家，更是维权运动的先行者和精神导师。
依我自己的体会，许良英先生最为人所服膺的，乃是其几十年说真话、做真人、万死不辞而修炼成的人格结构，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台州式的硬气，及老浙大的求是精神构成许良英先生人格的核心要素。台州先贤方孝孺刚直不屈，孤忠赴难的“台州式的硬气”给予其巨大的影响，我记得许先生曾当面赞赏方孝孺“是个硬骨头”。老浙大竺可桢校长的两个经典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构成了许良英先生一生求索的核心线索，而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就是许良英先生求索的答案。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从中国文化与社会、政治转型的高度看待许先生及其一生的探索，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至终以民主启蒙者自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启蒙话语的代表性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先生所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从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角度冲击和瓦解极权意识形态的最重大的力量；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民主思想的介绍，则直接启发了八零年代的公共人物方励之先生，许先生的人格典范及民主思想则全方位地熏陶了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先生，及众多八九一代青年。我以为，许良英先生作为精神导师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已然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未来必被更多发掘、感怀和铭记。
然而，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作为深受许先生人格浸润和思想启迪的后来者，我更有责任讨论许先生一些重要的观点。
我以为，许先生至晚年也并未完全摆脱其前半生的乌托邦思维的影响，其对于爱因斯坦人格的复杂性及思想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足够的体认；对于民主话语有一种近乎原教旨的捍卫。而深受其影响的方励之先生根据科学思想的传播历史，建构出极为粗陋的相关性模型，推导出中国尚需数百年（自1989年起214年）才能实现民主化的结论，其背后简单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更是近于荒谬。[1]方先生对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及社会理论常识的缺乏，反映了大陆公共领域的科学家在人文社科素养方面的不足。
其次，许良英先生对刘军宁先生提出的共和·民主·宪政架构的批评，显然对于军宁先生的问题意识及学术思想贡献缺乏足够同情的理解。刘军宁先生以共和、民主、宪政作为自由政体的核心框架，较之许先生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四者并立的框架更为符合宪政思想的脉络，而且共和、民主、宪政的框架更是中国自由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建构本土化的可贵尝试。军宁先生提出自由主义的平面、演化、超验三种论证路径，发人深省。而2000年之后，军宁先生独力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近几年力排加诸宪政话语之上的不必要前提，如儒家宪政等，一再重申自由价值的首要意义。还要说明的是，刘军宁先生虽然受到许先生的批评，然而2003年深秋，军宁先生等与我一起访问许先生的时候，二人毫无罅隙、恳谈甚欢。
晚清从宪政话语走向革命话语，1989年之后的中国思想则从民主话语走向宪政话语，其中思想史的依据值得仔细考察。二十世纪以革命话语压倒晚清的宪政话语的民国党治政体，恰恰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说实现了华人地区民主化的飞跃，革命话语以军政训政宪政的反革命得以成功，其间复杂的思想纠葛绝不可以民主话语的独大度之，而一意贬斥孙中山的人格及事功不过是盲目尊崇之的镜像而已。从近代思想史的复杂纠葛中可见，大陆1989年之后，告别革命话语引发了复杂的张力，而思想界的民主话语逐渐转为九零年代的法治话语，进而再变为零零年代的宪政话语，逐渐生发出李凡先生所谓极权的威权化（近似于训政）、威权的民主化（近似于宪政）的民主化转型两期说，大陆学界从晚清到台湾民主化的台湾模式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1989血泊中痛定思痛的大陆思想界学人对于民主、宪政等的思考是审慎而深刻的。21世纪中国的精神革命，既需要民主启蒙在公民行动中继续推进、自我启蒙，也需要文艺复兴、家庭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能是改革宗运动的深化）等互为犄角、相互呼应。我们深切缅怀、充分尊敬许良英先生及自由先驱们的牺牲奉献和辛苦耕耘，更当着眼当下，对风起云涌的公民维权行动者们，及传扬福音的自由使者们给予极大的关注。
我带了五岁多的儿子去参加许先生的告别仪式，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成为像许先生那样正直、诚实的自由之友、真理志士。



2020年5月补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领袖应当是李泽厚、许良英、方励之、金观涛。许良英先生提供了科学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即其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以及其科学史的相关研究。许良英先生出生于五四运动第二年的5月3日，巧合的是，许先生的确毕生对于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有发自内心的认同，虽历经坎坷，却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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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励之：《民主何时能实现？——纪念“五四”九十年》，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FANG-Lizhi/kd090331-3.gb.html，2013年2月5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