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门阀政治——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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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1989年出版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先后多次修订重印，虽不知其确切的发行数字，但无疑是二十余年来中文世界受众最多、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之一。该书不但是每个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甚至不无超越专业之外的影响，这在学术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当下，实属罕见。印象中去年华东师大组织思勉原创奖的评选，遴选的范围是1978年以来的人文学术著作，该书以得票第一入选，且是惟一入选的史学著作，亦可窥见学界对此书的推重。当然若借用1953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赞词：“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早已不需要任何奖项来予以衡定，自然更非这篇小文所能涵括。以下仅就最近重读此书时的一些新感受，结合笔者对东晋历史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略陈浅见。

从“东西”到“南北”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主要以东晋一朝的政治变迁为脉络，讨论皇权、士族以及流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大体而言，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并不太为史家所瞩目，但定鼎江南的东晋却促成了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今人读史，往往受“后见之明”的影响，认为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事实上在早期中国史上，东西之间的争衡才是主流，无论是傅斯年的夷夏东西之说，还是秦与六国、楚汉之间的角逐，皆是东西之争。甚至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的动乱，尽管政局如走马灯般的转换不定，但仍能隐约看出关东与关中相抗衡的影子。田先生在书中讲王衍为司马越谋划“狡兔三窟”之计，以王澄为荆州，王敦为青州，自居洛阳，所谓三窟皆在长江以北，最初并未考虑到退步江南，可见在当时人心中，偏霸江南并不是一个现实可供考虑的政治选择。尽管距当时不远，吴、蜀两国曾以南方半壁抗衡曹魏逾半个世纪，第一次展现了中国政治格局从“东西”转向“南北”的可能。而对于王衍等人来说，这段历史几乎可以算作是当代史，但现实的政治经验最初似乎仍敌不过历史的惯性，司马越、王衍仍以决胜江北、争衡中原为目标，甚至在走投无路之际，仍拥众东行，返东海故封，并未考虑南下江南。

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人心中，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然腹地广阔，不过是帝国边鄙，可以传檄而定。枭雄如刘备者，闻曹操破荆州，欲南走苍梧投奔吴巨，最初并未想到联孙抗曹一节，固缘于其与孙权素无渊源，但恐也与江南从来不是中国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板块有关。即使善用兵者如曹操，在取荆州后亦志得意满，以为天下已定，不意竟在赤壁遭受大败，恐怕多少也受累于此成见。因而，尽管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便有“东南有天子气”的传说，但似乎并不能太当真，司马迁讲“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记录的可靠性多少有点让人怀疑，但这代表了北方人对江南的普遍观感与想象，大约没什么问题。六朝南方流行的地记、异物志之类的著述，但其间往往掺杂了大量志怪、异闻之说，并不能算作严肃的地理著作，这种风气的形成或许与北人南渡，逐步进入江南腹地，对于未知之地的好奇与想象有关。即使在东晋建立之后，其政权重心依然在沿江诸州，广阔的南方腹地，仍是交通不便、蛮族出没的不毛之地，其后宋齐梁陈各朝中才次第稍有开发。总体而言，在当时人心中，说江南是帝国版图中的边鄙异质之地，大约并不为过。就连晋元帝司马睿本人也认为“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这句话的背景，史家有很多解读，但至少司马睿对江南没有多少亲近与认同，当无疑问。这与两百多年后，陈后主“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的自信口吻实在是大不相同。我想即使有江左管夷吾之誉的王导，在众人新亭对泣之时，虽倡言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但对于能否凭依东南之地，阻胡马窥江，奠定中国历史上南北分立的新局面，恐怕心中也无多少把握。

另一方面，在东晋内部也有东西之争，田余庆先生书中对东晋初年“王与马”关系的形成有精辟的论述，司马睿本人不过是帝室疏属，在人望与正统上皆大有欠缺，本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不过因缘际会，兼得王导兄弟之助，方得以承继大统。但司马睿最初不过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所能节制者唯有扬州，而东晋立国的基础在于兼有荆扬，荆州居上游之势，寄阃外之重，既是屏障江南的军事重镇，又是之后东晋南朝无数觊觎皇位的宗室、权臣赖以与建康朝廷争衡的强藩，荆、扬之争是整个东晋乃至南朝政治史的重要话题。如果说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奠定了司马睿立足扬州的政治基础，那么如何将荆州纳入东晋的版图，进而控制长江中上流地区，则是东晋国家能否建立的另一个关节点。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江州刺史华轶拒绝奉司马睿的教命，荆州刺史周顗虽忠于元帝，却无力平定杜弢的流民变乱，奔还建康，司马睿不得不仰赖王敦之力平定长江中上流地区，才奠定了东晋国家的版图，但这同时也埋下了之后王敦坐大、称兵犯阙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东晋初年“王与马”之间的关系或可进一步理解为王导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政治基础，而王敦与司马睿的结合奠定了东晋的军事基础。

“胡马”与“流民”

尽管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原政权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北方或者西北方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的威胁，根据汉学家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看法，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的五胡，大抵皆有长期在帝国边鄙生活的经历，或多或少沾染汉风，不能以纯粹的征服王朝视之，而可以将其定义为渗透王朝。但神州陆沉、偏安半壁，对于当时人而言，却仍是从未有过的、极具冲击力的历史经验。田余庆先生在书中曾对东晋不与刘、石通使的原因有精彩的发覆，抉出东晋早年的外交政策乃是承续司马越时代联合鲜卑，对抗匈奴、羯胡之旧恨。但另一方面，东晋南朝不可能永远保持拒绝与北方政权往来的僵化态度，田先生提到东晋末期杨佺期北伐时便与北魏有非正式的使者往来，而到了南朝，南北方之间官方使者往来报聘不绝，逐步建立以对等为基础的外交关系。尽管在史书中依然可以指斥对方为索虏、岛夷，但现实的南北分立之局，使得双方都面临着“天有二日”的正统危机，大约于自视为华夏正朔的东晋南朝尤甚。

除了面临着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正统的竞逐之外，胡马窥江则构成了对东晋王朝现实的军事压力，永嘉六年，石勒治军葛陂，声言南下，虽未成真，但足以让人窥破东晋在军事上的孱弱。司马睿孤身南下，本无多少实力依傍，南方虽然地域广阔，但政府控制的版籍人口较之于北方则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江南在此之前一直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单元，人口寡少或许是一个主要原因，而东吴一代，汲汲于攻伐山越，远征夷州，大约也与人口不足有关。东晋欲以江南一地抗衡北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版籍人口不足所造成的无兵、无粮之困局，而国家优容士族，大族豪强借机大量庇荫人口，更深化了这一危机。司马睿起初信用刘隗、刁协，施行所谓的“刻碎之政”，征发僮客为兵，意欲以此对抗王敦，这不但激化了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而且仓促征发的僮客，未经训练，甫上战场，一触即溃，证明了检括户籍一途并不可行。

司马睿最初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大约还要感谢北方因战乱而长期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权，无力南顾，给了东晋政权以喘息之机。外敌虽未步步紧逼，但朝廷“无兵”的危机依然需要一个可行的办法来加以缓解，而南下的流民逐渐成为东晋屏障国家的重要依靠。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对此有精辟的总结，指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是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三个要素。之前的学者论东晋政治，大凡已注意到皇权与士族这两个因素，而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的孤明先发。永嘉之乱中大量南下的北方民众，往往依附于某一流民帅，群聚于长江一线，这些人虽不入版籍，不能为国家所直接控制，但国家可以通过对流民帅的任用与控制，将流民转化为抗击外敌、制约强藩的军事屏障，因而田先生敏锐地指出，其间的关节不在于募兵，而在于募将，北府兵的核心是北府将。

皇帝和士族是东晋政治前台的两个因素，但南渡的侨姓高门，同样并无多少军事力量，吴姓士族中倒不乏如周玘那样宗族强盛者，但似乎亦不足以为朝廷所信用。但无论士族还是皇权，其在前台的政治争衡，皆需要在背后以实力为依托，这便是流民帅所能提供的东西，因而东晋政治的争夺，后来愈来愈演变为对流民武装控制权的争夺。但是，一旦流民帅不再满足于扮演皇权与士族背后的角色，意欲走向历史前台，那么便意味着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门阀政治走向终结，刘裕代晋便体现了这一转变，正如胡宝国在《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所评论的那样：“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共天下”和“共地方”

一般而言，学者普遍倾向于将中古中国视为士族政治的时代，而日本与西方汉学家的用语稍有不同，习用贵族政治一词，多少显示出受世界史相关概念的影响。门阀一语在国史上并不罕见，但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运用与定义，则是田先生的重要创见，并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核心概念，体现出他对士族与皇权关系的独特思考。田先生在论述中极其注意严格界定门阀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题记中还特别提及：“初版中提到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这个提法易生歧义，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见作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反复斟酌，并试图与学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词相区分。田先生所谓的门阀政治，指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门阀政治的表象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即所谓的“共天下”；其次，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因而不可能长期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这给后学留下了两个可以思考的进入点，一是田先生大约是不赞成所谓贵族政治的提法，他在书的开头就提到：“学者们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代史研究影响，无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以形成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因而尽管从表面上来看，田先生讨论的似乎是与国外汉学家相似的话题，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来自于中国历史本身，即田先生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古中国是否存在一个贵族社会，以及其是否可以与西方史上的类似时代相比附，而是中国长久以来的皇权传统为何在东晋出现了波折，出现了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政治，进而探讨这一变态生发的原因及其向皇权政治复归的过程。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田先生在完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之后，为何没有继续研究南朝史，而是将学术兴趣投向了北朝。田先生对于皇权政治生命力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晋一朝，最接近夺取司马氏天下的是桓温、桓玄父子，而父子两人皆有专断、苛细之称，假若桓氏代晋成功，出现的当然会是一位主威独运的强势皇帝，绝不会继续与其他士族共天下，因而所谓的“共天下”，并非皇权与士族的共谋，而是双方实力平衡的结果。无论皇权还是士族，双方都未必满意这一独特的政治生态，只是皆无力改变。当然，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经验，淝水之战，孝武帝、谢安与桓冲和衷共济，使得东晋君臣避免了披发左衽的局面，大约是一个世纪的门阀政治中最光彩的一页，但这似乎并不足以使中国历史出现另一种走向的可能。美国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Ebrey）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贵族家族没有利用地方基础，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从而使魏晋时期的政权进一步的碎片化，而是“在任何可行的时候，贵族都会见缝插针地在国家政权中谋取一席之地”，尽管这一提问本身源自西方史的经验，但恰好可以为田先生的看法提供一个有意思的注脚。

另一个问题则是，既然田先生认为门阀政治有非常强的特殊性，那么门阀政治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士族政治应该如何区分，在中古的其他时期，如南北朝、隋唐，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加以界定，进而我们如何来理解士族在中古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田先生本人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循着类似的思路，将皇权衰弱的标准定义为分权，那么东晋门阀政治无疑代表了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士族与皇帝分享中央权力，是为“共天下”，这当然是极特殊的经验。但在魏晋南北朝，国家与士族分享地方政权这一现象颇为常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的衰退以及中央政局的不稳，使之无力渗透至地方，不得不仰赖与地方大族的合作，方能将某一区域纳入其政治版图。笔者姑妄称其为“共地方”，这无疑也是一种皇权与士族的分权形式，只是不如“共天下”那么极端。另一方面，中古士族在仕宦过程中拥有各种有形、无形的特权，其对清官的定义与垄断，无疑也构成了对皇帝任免官僚这一重要权力的削夺与分享，这大约也可以被视为另一种分权形式。那么如果我们从分权的形式与程度来重新思考皇权与士族关系的动态演变，或许能为观察中古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