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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书店[/url] 2022-05-07 15:00
本文作者Patrick J. Deneen，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Conserving America? Thoughts on Present Discontents (St.Augustine Press, 2016)、Why Liberalism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等
我一直在主持一个由人数不多的大四学生和研究生参加的主题为“现代性危机”的研讨课，到期中时我们已经阅读了施特劳斯、阿伦特和沃格林的著作选集——他们都是在德国出生的哲学家，后逃离纳粹德国，最终定居美国，在他们的流亡岁月也即他们的余生中，他们因对极权主义灾难最深处的哲学根源的深刻分析而声名鹊起，并且至今在关键的政治哲学领域保持着思想影响力。机缘巧合的是，在乌克兰战争开始的那几天，我们正在读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可以说，此时此刻，沃格林的分析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具令人震撼的相关性乃至预言性，他提供了一套富有启发性的范畴可以用来理解当前的全球形势。沃格林所论极为宏富，也相当直截了当。对于那些尚未读过他的人，这里有一份简要的概述。西方历史上有三个政治神学“阶段”或“篇章”。第一阶段是公民宗教时代：神为人类城邦服务而存在，人类对神灵的效忠等同于对城邦的效忠。因此，那些质疑众神或提出替代方案的人会受到公民审判，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起诉、谴责和处决苏格拉底，理由包括“将新神祇引入城邦”。第二个阶段是基督教世界时代。基督教代表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场“激进革命”，祂教导说人类是两个城邦的公民——上帝之城和人类之城。基督徒渴望成为上帝之城的正式成员，他们明白任何地球城邦的公民身份都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相比之前“要么热爱它要么离开它”的城邦公民，他们可以被理解为朝圣者。沃格林称其为对尘世城邦的“去神圣化”：并不是说神圣性不复存在，而是上帝的存在最终超越了任何尘世城邦。第三阶段是基督教革命的产物：随着后来圣奥古斯丁基督教的发展，立即出现了许多异端邪说，最重要的是（在沃格林看来）诺斯替主义（译者注：也译为灵知主义）。诺斯替主义相信世界是一个堕落和不完美的地方（确实如此），但人类拥有一种神圣的知识（诺斯替）可以超越这些不完美，通过诺斯替超越堕落的世界能够实现完美的存在。沃格林认为，现代诺斯替主义是一种“再神圣化”政治世界的努力——现在不是通过让众神为城邦服务，而是让城邦成为人间天堂。沃格林将极权主义的兴起视为完全政治诺斯替主义的一种强力形式——即相信通过政治可以使人类完美——以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这两者共同敌对他认为对美国和英国尤为重要的至今依然存在的基督教世界形式。
俄罗斯在《新政治科学》的后半部分，沃格林有几个地方谈到了俄罗斯这个主题。他认为，俄罗斯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民宗教形式呈现的——西方历史的第一阶段。与圣奥古斯丁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相比，他认为东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尽管是基督教世界，但它保留了异教，特别是罗马形式的“公民宗教”。沃格林写道： 在东方发展出的拜占庭式的凯撒教皇制（译者注：指政教合一制），直接继承了在异教罗马中的皇帝的地位。君士坦丁堡是第二个罗马...... 在君士坦丁堡陷于土耳其人之手后，莫斯科作为正教帝国继承者的理念在俄罗斯世界里得到了支持。沃格林引用了普斯科夫的菲洛费给伊凡大帝的一封信：“虔诚的沙皇陛下，您知道，正统基督徒的帝国都已并入您的麾下。您是宇宙唯一的独裁者，所有基督徒中唯一的沙皇……根据《先知书》，一切基督教帝国都有终结之时，并将汇入一个帝国，就是我们哥舒达的帝国，亦即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已经陷落，但第三罗马将永远存在，绝不会有第四罗马。”沃格林用以下这些句子结束了他对俄罗斯作为新近且是最终形式的基督教化“公民宗教”的讨论：在超越性上，俄罗斯作为基督教真理的大一统代表者而区别于所有西方民族；通过她的社会重新表述—在此过程中，沙皇成了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她彻底切断了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代表制度的发展。最终，还是拿破仑认识到了俄罗斯的问题，拿破仑于1802年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俄罗斯和西方。在书的后面，沃格林又对俄罗斯进行了讨论。他注意到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政治诺斯替主义，然而他也发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使命，在某些基本方面，只是附加在古代俄罗斯更基本的公民宗教上的一种特性。即便去除了共产主义的诺斯替主义——他认为这有可能，事实上，西方应该寻求战胜现代诺斯替主义——他依然认为，由于更深层次的政治神学缘由，俄罗斯仍将与圣奥古斯丁的西方保持不同。从根本上说，俄国仍然是一个在古代“公民宗教”神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苏联是一个在欧洲扩张的强权，这与共产主义无关。目前苏联帝国在卫星国的扩张实质上是根据一个基于俄国霸权的斯拉夫帝国的规划进行的，如同巴枯宁给尼古拉一世提交过的规划那样。大可想象，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霸权帝国也会像苏维埃帝国那样扩张，而且更加危险，因为它可能更加巩固。 也许对当时的读者来说，甚至直到几天前，沃格林主张的意义还不是很明显。当时他认为，圣奥古斯丁的西方有必要与共产主义形式的政治诺斯替主义战斗。然而，即使苏联共产主义被击败，俄罗斯在更现代的公民宗教形式中的根基仍得到保留。我们需要以不同的立场和理解来对抗它。 美国沃格林的分析指出 20 世纪中叶的极权主义政治乌托邦并非政治诺斯替主义的唯一形式，他还指出诺斯替主义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同样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书与其说是反对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反对自由主义发展其自身强大的诺斯替主义这一趋势。他认为这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固有特征，因为它被一些倾向于诺斯替主义的承诺所吸引。这些特征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与进步理论的亲和性，特别是通过应用科学主义的形式。沃格林写道：随着 17 世纪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新的认知工具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诺斯替主义真理的象征载体。在科学主义对诺斯替主义的思辨中，这个特殊的变体用孔德纪元取代了基督纪元。直到今天，科学主义仍然是西方社会最强大的诺斯替主义运动之一。内在论者对科学的自豪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是特殊学科也在救赎的变体中留下了可区分的沉积物……。与德国和俄罗斯更激进的同行一样，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同样容易受诺斯替主义倾向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诺斯替主义在西方更有可能从“改良主义者”发展而来，而非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沃格林称之为诺斯替主义右派（译者注：相较于德国俄罗斯激进诺斯替主义而言）；- 或者，更清楚地说，是进步主义左派。诺斯替主义右派（或进步左派）将表现为自由主义内部的改革主义冲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倾向于更激进的“弥赛亚式”诺斯替主义。在沃格林写作的时候，他相信人们会发现，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圣奥古斯丁基督教的“社会力量”和政治诺斯替主义之间存在着“平衡”。然而，他相信——或担心——自由主义的内在趋势将倾向于一种更具革命性的诺斯替主义。拥有科学主义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力量的左派希望“在过去的‘局部’革命之后，迎来‘激进’革命，建成终极王国”，这一愿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传统现在已被破坏殆尽的假设之上……”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印证了沃格林的恐惧和警告。曾经的“左翼改革派”如今已成为激进的救世主式政党，在曾经平衡其力量的基督教文明的废墟中推进其诺斯替主义愿景。我们今天所说的“觉醒”只是曾经属于共产主义的革命梦想的新表达。例子不胜枚举：大规模改造乃至消灭“传统”——亦即自然——家庭；在技术干预的助力下，根据欲望定义人的性别；将犯罪仅仅理解为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蔑视那些在非诺斯替主义领域工作的人——工人阶级。在突然出现的关系甚微的疫情“危机”期间，试图将生命政治统治强加于整个人类生活的努力只是这种深刻的诺斯替主义冲动的延伸——相信现实世界是可憎的，我们可以通过口罩、社交距离、强制医疗干预消除疾病和死亡的风险。一直以来，此类强制措施沿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轨迹，这些政策赋权给一个无实体的“笔记本电脑阶级”—也即N.S. Lyons所谓的“虚拟现实”阶级--以牺牲工人阶级或“实体”为代价。美国冷战获胜后的几十年是诺斯替信仰及其权力的完美表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惨胜的“古典和基督教”文明正在享用战胜其（东方）诺斯替主义敌手的果实。 今日的美国和俄罗斯掌握了沃格林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问，在当代，我们在哪里见证了乌托邦诺斯替主义的最大威胁？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它的动力体现在哪里？在沃格林的著作出版时，诺斯替主义的威胁似乎主要来自苏联。然而，仔细阅读他的书就会发现，政治诺斯替主义从来都不是俄罗斯的本质，而是其更基本的公民宗教的暂时性陷阱。相反，沃格林指出西方自身——欧洲、英国和美国这些先前的圣奥古斯丁基督教国家——特别容易受到从“改良主义”诺斯替主义（自由左派）到“弥赛亚”政治诺斯替主义转变的影响。今天，即使是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应该清楚，沃格林的恐惧已然成真。占据并管理着美国和欧洲社会主要机构的进步统治阶级现在是政治诺斯替主义最彻底的意识形态的典范。他们为消灭前身为“古典和基督教”社会的遗存所做的无穷努力每天都在进行中。正如沃格林观察到的，诺斯替教徒必然会成为最直言不讳的反基督徒，他们是对政治秩序“再神圣化”的最大威胁（译者注：原文如此，但似乎与沃格林关于诺斯替主义的阐述相悖）。背负有如是信念印记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尊重被创造秩序的限度和现实——被标记为国内敌人。一代人以前，沃格林钦佩美国和英国反对苏联的政治诺斯替主义。今天，我们再次看到美国和西方联合起来反对俄罗斯。然而，考虑到今天西方主要由新的政治诺斯替派领导，事情已然大变。精英们秉持的诺斯替主义使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态视而不见，犹如先前令他们对有关冠状病毒的事实以及推动英国退欧和导致川普崛起的潜在动力机制视而不见一样。政治诺斯替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坚持否认现实、历史和局限性。正如沃格林所描述的那样，诺斯替派的特征是“无视现实的结构，对事实的无知，对历史的错误构建和篡改，基于真诚信念的不负责任，哲学上的无知，精神上的迟钝，以及不可知论的诡辩”。今天，当我们目睹道德和情感谴责或同情(取决于他们支持或反对哪一方)的勃兴，无论是反对投票给特朗普的人(种族主义者)，反对拒绝戴口罩或打加强针的人(杀人犯)，反对任何攻讦新的生命政治体制的人(种族主义者，或者法西斯主义者)，反对不愿卷入简单化姿态化行为而对战争原因进行冷静分析并提出警告的人(法西斯主义者)，这些诺斯替主义特征就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我们在当前关于乌克兰战事的报道中看到，如同在突如其来但关系甚微的疫情期间看到的那样，这些特征得到了充分展示——杜撰获证叙事、抹杀历史、否认背景以及排除对复杂和难以处理的因素的考量。对于那些一直密切关注的人来说，乌克兰——很不幸——已经成为美国诺斯替主义的一枚棋子。许多冷静清醒的声音警告说，北约扩张到俄罗斯边境将刺痛俄熊，导致不可避免的战争。早在1998年，在美国决定东扩北约之时，乔治·凯南就对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我认为俄罗斯会逐渐做出非常不利的反应，这将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人威胁别人。这种扩张会让这个国家的国父们在棺材里坐起。“我们已经签署了保护一众国家的协约，尽管我们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图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这样做。(北约扩张)不过是对外交事务没有真正兴趣的参议院的轻率行动。让我困扰的是整个参议院辩论是多么肤浅和寡陋。尤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有人提到俄罗斯是一个渴望攻击西欧的国家。”傲慢的扩张主义如同它所展现的那样——无视历史、地理、文化和政治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自由诺斯替主义的一个标志，这是一种狂热的信仰，它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也不应该阻挡历史的终结。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必须以自由诺斯替主义的形象被重新塑造，无论是地球，你的教室，你的工作场所，你的教堂，还是你的生理。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中，乌克兰战争继续为美国政治阶层的诺斯替主义野心服务。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为降临在乌克兰人民和普通俄罗斯人身上的悲剧感到痛惜。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必将目光从更深邃久远的历史、哲学和神学力量中转移开来，这些力量推动了这一事件的进程——这需要谨慎和谦逊，而不是诺斯底主义的笃定。诺斯替主义左派——革命的诺斯替主义——正确地将俄罗斯视为其神学政治的竞争对手。这是预言的反面形式：罗马帝国的回声以基督教前罗马公民宗教的形象和相似性形成。它面临着一个咄咄逼人的对手，即帝国自由主义的政治诺斯替主义。左翼反对俄罗斯入侵的狂热是由宗教狂热推动的，因为俄罗斯是诺斯替普世主义的文明反对者。摧毁现有俄罗斯的欲望——参与“政权更迭”，甚至押注核战争可能取得胜利——反映了一个深刻的诺斯替主义梦想，即按照地球上普遍化的天堂的形象重塑世界。诺斯替左派——革命的诺斯替主义——正确地将俄罗斯视为神权政治的竞争对手。这是一种反预言：它形成于前基督教时期，形成于罗马公民宗教的形象和相似物，是罗马帝国的回响。它面临着一个咄咄逼人的对手，帝国自由主义的政治诺斯替主义。左派反对俄罗斯入侵的热情是由宗教狂热驱动的，因为俄罗斯是诺斯替普救主义的具有文明根基的对手。摧毁现有俄罗斯的欲望——参与“政权更迭”，甚至打赌在这场可能动用核武器的战争中获胜——反映了诺斯替派的一桩深层梦想，即按照普世主义天堂的形象重塑世界。保守派统治阶级的战争热情也同样炽烈。他们的肌肉记忆告诉他们，美国与俄罗斯的对抗有着与沃格林所描述的相同形式——圣奥古斯丁基督教与苏联政治诺斯替主义的对抗。然而，今天的新旧“新保派”是“右派诺斯替主义者”的最新化身，右派自由主义者对缓慢的（左翼）自由主义革命感到舒适，总是在追寻“自由的赐福”时左倾。他们是“弥赛亚诺斯替派”的爪牙，正如乌克兰是整个腐朽统治阶级的爪牙一样。诺斯替左派和右派对那些警告说轻率行为将引发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呼吁西方承认自己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的，西方应该担负起责任，而不是将事态恶化）的批评者的典型反应是，指控他们为普京同情者或彻彻底底的纳粹。在此，沃格林再次抓住了诺斯替主义者的心智特征：把道德错乱当成品德、将智慧和审慎的美德注解为不道德的阐释行为，是难以折析的混乱。而且，梦想家们随时准备将批判性澄清的尝试污蔑为败德，也有碍这项任务的完成。事实上，每一位认识到现实结构的伟大政治思想家，从马基雅维里到现在，都被诺斯替派知识分子打上了不道德的标签——更不用说自由主义者所钟爱的游戏，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烩成法西斯主义者，....在政治诺斯替派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公民宗教之间的是圣奥古斯丁基督教的遗存。在沃格林看来，曾经重要到足以“平衡”西方的诺斯替派，但今天它们已几乎被击溃了——正如沃格林担心的那样：“西方社会的传统现已被摧毁殆尽。”总的来说，他们反对统治阶级所推行的不计后果的做法，反对美国在世界上一个具有复杂历史、我们对其尚未充分了解的地区主张霸权。虽然这种反对对俄战争的态度被区区理解为是对普京及其集权主义俄罗斯野心的同情，但这些批评者无法理解天主教和任何以公民宗教为前提的“民族保守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这并不是对俄罗斯的同情——尽管这是对更多自我反省的呼吁——而是对西方命运更深的担忧。如果我们的同胞和孩子被笔记本电脑阶级要求为他们战斗和牺牲，我们有理由问—他们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战胜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古典和基督教”文明吗?还是为了所谓的“接班人”哲学？--这种有毒的自由主义,今天身披乌克兰国旗,明天却要谴责民族、特定的文化和基督教理念,丢弃乌克兰黄蓝旗换成彩虹旗,攻击乌克兰人民正在它的地下室中避难的教堂。我们能否保持清醒理智以避免滑向更惨烈的战争，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诺斯替主义的妄想必须始终正视现实—常常是撞得头破血流--这取决于是否具有足够的圣奥古斯丁文明的遗存--沃格林以前认为它足以制衡我们的诺斯替主义幻想，而不是承认诺斯替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象征。
译者按：本文是一篇非常独特亦是弥足珍贵的基于沃格林诺斯替主义分析范式的文字，无论同意作者的分析与否，都值得阅览和深思。
文中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的文字大体援用了2018年商务版段保良译文，只做了少许调整
水平所限，译文舛误可能不少，欢迎指正。英文阅读无碍者，可点击原文链接阅读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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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13 08: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