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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新冷战的哲学:不是对抗,也不是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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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9 18:3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创 政治学吴博士 [url=]虚晤咨询[/url] 2024-06-09 14:46 北京

- 吴  博  士  说  -

摘要:相对于冷战的均势哲学,其中既有遏制又有缓和,还因核武器这种复杂系统的技术性的不确定性风险强化了冷战的和平,而新冷战的非均势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注定了新冷战很难展开冷战时期的战略,无论遏制还是对抗,在双方共同宣称竞争性合作、但是一方采取单向的去风险化、和部分脱钩的战略选择下,新冷战的哲学变得扑簌迷离,需要我们回到哲学本身,从冷战结束前后的哲学背景变化来理解新冷战的指导哲学。

关键词: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道德主义、穿透


*节选自「吴博士私享会」2024年第16次分享;
题图:Pablo Picasso, Guernlca, 1937


撰文|吴博士编辑|卡托猫
今天谈的问题,是今年要谈的"新冷战"这个系列话题当中最核心的理论问题,也是目前国际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背景是5月中的中俄峰会和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国际政治格局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新冷战正在以一种激烈和加速的方式呈现它与冷战全然不同的面貌,也让试图理解的人们陷入到某种认知的困境。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新冷战及其认知困境,需要回到哲学层面。我们今天谈谈哲学。

01
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
如果用当下中国时髦的哲学话语来说,当我们在理解这个这个世界可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候,确实好像可以“回到附近”:跟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很久没见的朋友聊一聊,从这些自由派朋友们的生活苦闷和思想困境中发现世界的联系。
譬如说,最近在南方旅行,从昔日的学术伙伴到社运伙伴,从十多年前的左翼自由主义群体到三十年如一日的D-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他们的困境与其说是感同身受的自由主义困境,还不如说是逃避主义。特别是那些躲到罗尔斯-康德政治哲学的道德主义中的“左翼自由主义”,逃避对现实政治和权力泛滥的审视和分析,处于一种相对政治生活的“道德剩余”的“架空”中。
而相对的,相对道德主义的政治哲学及其逃避,我告诉朋友们,还有一种坚持自由主义的选择是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从这种实践的、行动的、和权力中心的层面,来理解政治、理解世界。

Pablo Picasso, Fish, 1932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思想、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中国学界自由主义的衰落,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所面对的危机以及在面对中国挑战的对华政策取向等等都息息相关。“回到附近”的观照,或许就是现实主义的态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国际政治的主旋律、发现新冷战的哲学。
只是我个人对哲学并不精通,但有趣的是,我所学习的政治科学的方法受鲁曼(Niklas Luhmann)的影响很深,鲁曼身后并未淡去很大程度上因为实在主义(现实主义)哲学流派对鲁曼社会理论和哲学的重视和继承。而鲁曼生前一直战斗的正是与康德-罗尔斯理论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表面上也与现实主义的威廉姆斯有许多契合但其实不同的哈贝马斯。

02
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
相对于1980年代罗尔斯主义引导的世界哲学的(道德主义)转向,哲学领域还有同时间另一个流派的逐渐形成,虽然至今这个流派都很模糊,远不像康德-罗尔斯的脉络清晰、徒子徒孙众多,这就是从以赛亚·柏林以来、以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o Williams)为著名的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他们对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可能超过对哲学主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背后的哲学思想是学界、政界人士所不熟悉的,却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人们可能更乐于津津乐道新保守主义政策后面的哲学来源,例如Leo Strauss等等以及他们理论所本的黑格尔等。
或许是厌倦了分析哲学,以赛亚·柏林在1950年代做出过惊人的选择,宣称不再搞哲学,而是回到历史,研究思想史。而这种面向历史不过是面向现实的另一种表达,就在1954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篇论文后来在国际政治/关系领域的影响似乎更大,直接促成人们熟悉的国际关系领域内各种现实主义流派。不过,作为柏林的好友,伯纳德·威廉姆斯发展了柏林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但是体系化的对自由主义的修正,批判康德以来的道德主义传统,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Ifilnova
在这个修正当中,重要的是,他不再用道德哲学的语言术语来讲哲学,而是政治学的术语来讲哲学、讲自由主义。这种语言转换或许是根本的,才是直接的面向自由主义的实践领域——政治,摆脱哲学传统的话语壁垒。我自己也觉得特别亲切,一下子就和鲁曼的师承——他对社会理论的分析契合上了。
其次呢,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更重视行动和行动者,是以行动者为中心。战后的很多哲学家,比如说前两年去世的法国的图兰,还有吉登斯等等,都以跨界哲学和社会学著名,都受威廉姆斯的影响,以行动者为中心,从结构-行动者的角度展开的。这也是我自己做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角度。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面向社会的和实践的。
更重要的,威廉姆斯号召面对权力、面向政治生活,这是现实主义的所在,是政治哲学的解释对象。否则,如克劳德所说,康德-罗尔斯的道德主义的自由主义很容易产生一种道德剩余。他们的绝对道德主义或者正义原则,在面对现实规则和利益时,总是显得难以适用。我自己研究的人权政治中也发现类似问题,罗尔斯尽管已经修正了这种剩余,但是在《万民法》中对法外国家的态度,也是呈现一种剩余。类似的剩余还出现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作为一个权利主张和原则,与人权在实践中的国家主义标准之间的巨大落差。
换句话说,现实主义所讲究的是一种审慎。至于审慎的智慧,很多人会轻易的把它理解为保守主义,但这就是鲁曼在学界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那恰恰是现实主义重视的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对威廉姆斯来说,拒绝还原主义是面向政治生活、坚持自由主义的一个现实主义原则。而这种复杂性是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地方,甚至恐惧的。他们宁愿拥抱还原主义的各种保守主义,从圣经至上到自由至上主义。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内自由主义的困境。他们无力理解中国政治和-自由主义面对的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只能逃避在一个道德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中。同时,他们也不理解国际的政治,从难以辨别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现状,即左右之别,到对几乎任何现实问题,如俄乌战争、加沙问题、美国极化政治等等,都无法做出有效的、符合自由主义的判断,从而陷入失语。这种公共沉默不完全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更多的是左翼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义已经限制了他们的判断能力。
即使对那些民间自由派来说,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也重复着一些话语、概念,没有任何进步,同样呈现出一种集体的逃避主义。这是我这次到南方,到西南地区旅行最大的感受,他们陷入了知识的停滞。
这是一种双重困境:面对生活的和政治的、面对国内政治的和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困境。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寻求转向,终于面对生活,鼓吹追求良质的生活,仍然逃避了政治(生活);另外一些沉浸生活却不能自拔,失去了与政治生活、与国际自由主义的对话能力,甚至走向反民主。

03
自由主义困境的根源: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的扩张
这种困境,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逃避,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下新冷战哲学的一个现实隐喻。当我们在理解这种困境之后,理解困境,才能理解背后的哲学,理解新冷战跟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等是如何紧密地息息相关,跟所有人的阶级状况息息相关,所谓“附近”的真正含义。
这是我们从去年花了很多时间谈新苦力主义、新流民阶级、新种姓制度、今年专题谈中产阶级阶级状况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在人民难得的哲学时间也是本分享的哲学时刻,来谈谈自由主义遭遇的两种哲学状况。其一,是自由主义秩序的空前扩张;其二,是这种扩张引发的反弹或者反自由主义潮流对自由主义生活和政治的穿透。

Pablo Picasso, The Charnel House 停尸房, 1944
先谈第一点,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变化,有关我们怎么理解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从最初“历史的终结”所昭示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到“9·11”后这个自由主义秩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混乱和衰落。
首先,自由主义秩序指的威尔逊以来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在二战后定型,但是只有在冷战后才成为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在今天面临的困境,和自由主义在冷战结束的胜利和其后的扩张互为因果,并且通过全球化的兴衰表现出来,尽管这种表现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更为紧密。
其次,虽然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有很多,在自由主义诞生200余年的历史里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自由主义是什么?用威廉姆斯的话讲,自由主义就是合法性加上现代性。
这是威廉姆斯拒绝康德-罗尔斯,回到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强调自由主义政权依赖于合法性,由此也与非自由主义的政权做了区分。不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冷战期间的自由主义秩序更多只是局限在自由国家内部、并且以各种基于同意的多层次联盟维系着自由阵营。在总体缓和和竞争的冷战框架下,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输出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在智利这样的个案,更多地被看作新自由主义的试验。
这种情形只有到智利1973年政变之后起源于南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才有所改变,而真正的改变实际上发生在冷战的高潮,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以里根-撒切尔的路线出现,进而主导了冷战后的全球化,也造就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是自由主义本身却以另一种方式发挥影响。我们看到,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更多地以民主模式、以公民社会为模板向世界扩散。
这也意味着,后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从最初的国内政治秩序扩张为全球的政治秩序,固然带来了某种胜利幻觉,也从内部和外部招致了反自由主义的反击,全球自由主义的困境逐渐显露。
一方面,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内秩序,相对于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是以内部的平等主义面对自由主义秩序之外的等级国家。这种等级国家在罗尔斯的《万民法》里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也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这是道德主义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冷战时期的经典形态,也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对国际秩序的理解。
而且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的外部关系也是自由主义的霸权下,存在一个等级制的、制度化的安排,当然这种等级制也是基于共识的,小国有发言和利益表达机会,愿意参加或者融入这种自由主义霸权,并且通过各种盟约维系。这个自由主义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多层次,多层面的安全契约上面,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是冷战时期两极体制下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秘密,自由主义的利维坦,在共识下各国放弃自己的权利,美国提供安全公共的保护。
然而,当苏联崩溃、冷战的两极秩序解体,代之以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全球秩序,它必然要把国内和局部的自由秩序向全球扩展,理论上是可能形成一种全球宪政,但自由主义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意识及早的认识到原先的自由霸权的脆弱和不稳定,直到了“9·11”爆发,自由主义的霍布斯主义遭遇了挑战。

柏林墙东边画廊|©️dfic
在“9·11”后,小布什以反恐名义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破坏:指导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从自由主义的内部变成反自由主义的主力,与外部的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今天在更大范围的威权主义轴心共存,造成自由主义的双重困境。
此后直到2010年,学界才终于意识到自由主义在面对内部、和全球的挑战可以采取相同的现实主义立场,寻找困境出路。早在国际关系领域,譬如说从基欧汉以来,现实主义学派就占据主导地位,也包括极端现实主义的例如米尔斯海默等等,他们都是国际关系领域的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曾经长期自说自话,但是到2007/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彻底破产后终于被哲学界认识到他们的宝贵价值,他们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经验可能大大帮助那些在国内政治中遭遇自由主义困境的人们。
在冷战结束后二十年,自由主义扩张为全球秩序并且遭遇严重危机之际,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终于汇合起一支体系化的力量。而此时,威廉姆斯已经早于2003年去世。
另外一方面,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帝国主义的秩序在苏联崩溃后并未消失。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比如说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和中国的天下主义正在合流。对这种帝国主义秩序来说,规则是强加的、胁迫的,伴随着暴力和任意性。
那么,当这两种秩序在乌克兰、在中东、在南中国海等等地方发生冲突, 这两种霸权的关系是对抗还是竞合,或者重复冷战时期的遏制与缓和?上述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作为方法本身包含了可能的答案。

04
新冷战是一种相互穿透
现实主义地讲,当下的自由主义面对的不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如同冷战重演,而是两种秩序的较量,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分歧和冲突,难以重复遏制,也难以重现缓和。
因为,今天的自由主义内部秩序面对的不再是对异议的容忍问题,而是反自由主义力量空前强大随时可能颠覆自由主义政权本身,尽管他们并未像另一边反自由主义政权对颜色革命的担忧那么自觉。在外部秩序,反自由主义的罗尔斯意义的法外国家,不仅仅在罗尔斯所谈的人道主义危机层面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威胁,而是从根本层面动摇整个自由主义秩序基础。

Pablo Picasso, La Guerre at la Paix 战争与和平, 1952
例如,冷战时期的缓和,意味着互相能够谈判,互相克制。克制是双方的一种基本共识、和平的基础。无论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还是越南战争,甚至一开始的朝鲜战争,双方的克制都阻止了冲突的扩大,最终将核武器竞赛导向互相消减。
然而,今天全球面临的是两种秩序之间的冲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一个是胁迫性规则或者反规则,两者冲突不是分歧,而是原则层面的,难以调和。譬如说,当我们谈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时候,它是以不仅是联合国体系,还是多层次、多边的一个体系,那么当帝国主义秩序的倡导者选择性承认或者拒绝其中的规则,这些内部等级制的国家不仅推翻自由秩序的等级制安排,而且暴露其性质是法外国家,是无法无天的。
这种情形下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在香格里拉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如何形成关于克制的共识。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看起来可以用穿透(inter-penetration)来形容。这也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力量,鲁曼曾经描述的。当自由主义成为国内和国际秩序的主导,它就开始面临被反自由主义穿透的双重困境,对内部和全球秩序形成威胁,对自由主义本身形成挑战。
而事实上,这样一种相互穿透的关系已经展开,无论是在芯片战争,还是在地缘冲突,或者在文化交流、社交媒体、LGBTQ问题、移民和难民问题等等,“相互穿透”几乎弥漫在全球。这符合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解释,全球政治,包括全球范围的极化政治(而非冷战时代的两极政治)正在以相互穿透的方式展开,从地方(附近)到全球。
这种穿透关系,特别是全球的右翼联盟,包括川普、普京等等在内,还有现在印度举行的大选和莫迪的连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着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这是国内或者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始终难以面对的政治现实。不过,与此同时,在川普被定罪、莫迪遭遇杯葛、俄乌战场形势逆转之后,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曙光初现。

Pablo Picasso, Les Noces de Pierrette 皮埃尔的婚礼, 1905
继而,在一个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内部的颠覆,一方面不可能继续遏制-缓和的冷战主旋律来维系和平,另一方面面临着全新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自由主义被相互穿透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打破所有旧的新的平衡,而这些均势本来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
这也意味着自由主义面临的双重困境是有限的:自由主义的困境并不是原则性的失败,只是能否发展出一个足够有效的应对策略来管控治理危机,也就是现实主义本身面临的挑战;这种围绕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间的相互穿透产生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可能消解了冷战时代爆发第三次大战的危险,但可能将全面冲突转化为一种全球内战。
这是下周需要继续分享展开的。(END)
▇文/吴强
——————————————注:本文为高度骟洁版,完整版仅在「吴博士私享会」内部分享;选自2024年第16次分享(2024.6.2);吴强博士©️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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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6-15 15:11:43 | 显示全部楼层
新冷战的哲学(2):新冷战与全球内战
原创 政治学吴博士 吴强私享会 2024-06-13 20:1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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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博  士  说  -



|摘要:怎么理解全球内战是理解新冷战的关键,还是需要从以赛亚·柏林的“现实感”出发重新思考内战,这是一个在政治学和思想史双双被忽略的概念和历史。本期分享以此对照,梳理了中俄轴心的永久内战根源,描绘了全球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着全球内战的基本图景。



关键词:现实感、内战、全球自由主义秩序




*节选自「吴博士私享会」2024年第17次分享;

题图:Pablo Picasso, Guernlca, 1937



撰文|吴博士
编辑|卡托猫


今天继续谈新冷战的哲学,但与其说是二,不如说是对上一篇《新冷战的哲学:不是对抗,也不是竞合》(👈点击可阅读)的一个注解。只是,我们不会具体谈自由主义,就像我们也不谈民族国家等基本概念,这些需要所有人自行补课。



01

以赛亚· 柏林的现实感
不过,我们先回到以赛亚·柏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做一些补充。以赛亚·柏林在学界的出名点之一,是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但更多的是被极权主义的兴起吓坏了,所以,他的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表现的过于现实主义了。但是不要把现实主义理解为是玩世不恭或犬儒主义等等,这是两回事儿,后者属于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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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柏林,俄裔英国社会与政治理论家、哲学家



柏林谈的现实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家的现实感。在他看来,拯救自由主义的英雄丘吉尔、罗斯福等,都是很有现实感的,超越张伯伦等等,后者的绥靖主义本身就是缺乏现实感。

而极权主义领袖希特勒和斯大林,则拒绝现实感。他们拒绝现实感对他们自己的限制。对他们统治的社会,他们却要强制推行对未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是反犹主义,可能是某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籍此剥夺人民自我定义时代的一种思想的自由。这是极权主义当中最关键的部分,也表明他们实际上是政治家当中最缺乏现实感的。

按照柏林的解释,所谓现实感,指的是政治家的一种洞见,一种理解力。而且,这种理解力不只包含洞见,还包含知识。一个政客或者精英对客观知识的掌握才是理解力的基础,也就是知识精英的政治意义。

相比之下,他评价斯大林和希特勒等只是喜欢摆弄一些肤浅的理论,并且抱有莫名其妙的、过分的自信,倾向于使用暴力来教育人民所谓“现实感”,也倾向于任意毁灭知识分子。

换句话说,他们不像历史学家那样能够看到一些深沉的问题,也不像哲学家那样能够思考,反而譬如纳粹德国的12年统治历史,充满了虚无主义。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施密特这些著名的所谓纳粹哲学家、法学家们,早在战败前就先后表述对这个体制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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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反犹演讲中|档案图



所以,现实感与其说是政治家的智慧和政治手段,不如说是一种理解力,而且这种理解力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柏林几乎跟波普同时就开创了绝对客观知识论。这也是我以前在批评迷恋川普的中国的“常识自由主义者”而援引绝对客观知识论的根由,当左翼自由主义者对这些曾经主流的“常识自由主义者”的反自由主义转向目瞪口呆之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自觉时刻。

相对的,反自由主义还体现在相对于审慎的对立面,就是决策的拍脑袋,然后各种烂尾。无论是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还是恒大的赌博模式,或者“新大跃进”,都是反自由主义的,也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对资本主义来说,其中核心就在于对未来-预期的理性管理,以及围绕预期管理展开的各种期货市场、股票市场、信息市场和思想市场,人们通过自由交易和流动形成有关未来的集体共识,而非被强加的对未来的单一判断——但现实生活中,后者正越来越多地主导和改变着中国的市场经济。

这也是新冷战的一个缘起,是我们上周所谈的在帝国主义秩序和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两者之间冲突的现实感层面。



02

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
福山在1989年说“历史的终结”,指的是自由主义的胜利,意味着从威尔逊以来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在历经二战、战后联合国体制建立和冷战竞争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终于成为一种全球秩序。

在这个进程中,随着冷战两极均势体系的解体,全球自由主义秩序自然迅速演变为一个单极的全球自由主义霸权,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美国成为一个不是帝国的帝国:以美国为中心,包括着多层次的、多方面、存在等级制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

只是,这种秩序是以同意为基础。而等级制的意思是,一方面以美国为中心,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协议形成的联盟关系是非同质的,存在盟约地位的差异与等级,但是基于同意的自由主义联盟不妨碍小国也有发言权,表达自身诉求和保持某种独立性。

另一方面,冷战时代三个世界的划分被渐次融入这个全球秩序,包括中国在内,还有其他内部等级制的国家,譬如苏丹国家,同样被容忍,被纳入到这个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下。这是中国能够融入WTO、融入全球化,融入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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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11日,多哈,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资料图


然而,在失去了两极平衡体系的制约后,对这个单极霸权的全球自由主义体系不满、并且处于或者不甘处于边缘地位的等级制国家的反抗,也开始在这个体系内生长。同样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帝国主义秩序从冷战后的自由主义霸权体系内复兴,追求一种依靠强制为基础的秩序,以强制施加规则;而另一方面,还有各种地方的等级制国家的极端力量。

从“9·11”到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和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从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叙利亚内战,从全球反恐战争到俄乌战争、南中国海紧张,等等,如《经济学人》杂志2024年5月9日的一篇文章悲观地预测,全球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着可能突然崩溃的危险。

这就是中俄等国呼吁所谓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背景,全球自由主义秩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在忧心忡忡地担心:很快的未来是否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理论上,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也就是,冷战时期基于两次世界大战所悲观预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再发生;然而,全球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着被穿透的危险,这种穿透的激烈形态,将是一场内战,而且是全球内战。


03

阿米蒂奇的《内战》
为什么这么说?

就像以赛亚·柏林在1950年代之后声称放弃哲学、专注于思想史,福柯稍后成名也是因为以知识考古的方式重振观念史研究。他发现,内战是所有权力斗争的核心,是权力斗争的最高级形式。所以福柯最早建议,要把内战这个概念从政治或者思想史的边缘拉回到研究的中心。这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只有把内战拉回到我们的视域当中,我们才能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剑桥学派的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1965年—)则对古希腊以来的内战观念做了全新回顾。十年前他在北大做过演讲。在他看来,内战的爆发并不代表着权力的瓦解,或者国家的分崩离析,譬如叙利亚内战。相反,政治可以看作是内战的延续。如同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里面并没有提及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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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Armitage 的书Civil Wars已有中译本出版。
按照阿米蒂奇的考证,内战这个概念最早是公元前66年由西塞罗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提出,他在讨论罗马共和国的内战问题,例如公元前88-87年的苏拉战争。在西塞罗之后,我们知道,关于内战最著名的一个梗就是凯撒跨过了卢比孔河——历史上,这一跨越通常被引用作为不可挽回的重大政治决定,但是,它也意味着内战。罗马人堪称内战记忆的守护者。内战的概念,也是西塞罗在为庞贝辩护时第一次详细阐释的。
此前,在古希腊政治辉煌的年代并没有内战的概念,只有党争。不过,古希腊政治关心的是城邦瓦解问题,与古罗马人关心的共和国内战接近。重要的,从西塞罗开始,内战特指的是在一个公民共同体内部所发生,是权力高度激烈竞争的一种样式。而且,从古罗马时代开始,罗马的内战和古希腊所谓的党争也类似,通常发生在所谓的平民党和贵族党之间。这种经典的内战形态几乎贯穿整个历史,直到今天,是我们理解内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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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古城遗址壁画上的公元前330年的伊苏斯之战|网图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重新理解近代史。特别是,在阿米蒂奇看来,历史上,内战在欧洲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在近代被革命所替代。革命和内战的关系,才是我们要重新来理解最近200年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

譬如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以内战形态发生的一场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革命,同样是一场内战。革命和内战是互相包含的。更早,还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内战,结果带来了光荣革命。那是英格兰内战的启示。

而自由主义的产生,虽然观念上可以溯及洛克开创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随后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但是自由主义的概念形成却很晚,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初才出现,形同革命-内战的产物。

类似但更重要的,阿米蒂奇指出了一个通常被历史“常识”所掩盖的史实:1917年的十月革命,就是以内战的形式爆发的,这是列宁主义的特别之处,区别于孟什维克,当然也区别于欧洲的第二国际道路。甚至,如果追溯到巴黎公社,马克思所赞扬的,也是一种短暂的内战。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主(唯)要(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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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网球场的誓言》,雅克·路易·大卫作品,1789

中国革命也不例外,始终以内战作为主要革命形式,1949年前如此,1949年后同样如此,可谓不(永)断(久)革(内)命(战)。如此,方能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内战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主要形式,从未退出,甚至关系到改革的两次启动。

至少,从政治概念上,阿米蒂奇相信,革命是属于内战的,内战的范畴要比革命更大,革命不过是一种具体的内战形式。而且,阿米蒂奇认为,接受阶级斗争的人是不可能不接受内战的,因为这是阶级斗争信条所决定的——“内战其实就是阶级斗争持续发展和深化的结果,这是为以往每一次伟大革命证实的”。

所以,看待新冷战以及其中中国的角色,如果从内战的角度就可能获得全新的理解。阿米蒂奇对内战的理论的复苏,帮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政治的工具,也是理解新冷战如何展开的关键。



04

从永久内战到全球内战
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好地理解上周的结论,全球内战是个什么鬼?

从新冷战来说,针对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中俄联盟的形成,也是欧亚主义与天下主义的合流。虽然大体上也能团结起两大阵营的对垒,却不像冷战时期的苏东中阵营与美欧阵营两者之间,围绕两种制度的竞争那么具有全面和根本的对抗性、以及足够的均势对比。反而,在各方都认同联合国体制下人类共同体的前提之下,其中一方提出“国际新秩序”,作为一种帝国秩序的扩张,从目前和将来的冲突范围来看,都更接近内战形态、或者内战的延续与扩张。

一方面,彼时苏联和中国所共享的,是不断内战的历史。在整个苏联-俄罗斯的历史上,虽然斯大林之后告别了不断革命,但是仍然在不断发动内战:指的是在共产阵营和华约内部针对波兰、匈牙利、捷克的历次干预,冷战时代打着“有限主权”理论的干预借口。在后冷战时代,俄罗斯在1990年代发动了两次车臣战争,帮助普京上位。此后普京在2008年后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的先后侵略,也是以各种内战名义进行的,否认这些前苏联共和国的主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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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作者谢洛夫

中国过去100年的历史,类似的内战也从未间断,贯穿着1911年以来共和国建立后的全部现代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因而变成了艰辛探索,现代中国的历史因此堪称一部内战史,根本改变了此前数千年的宗教叛乱、农民起义、军阀战争、朝代更迭等等传统王朝政治。即使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战还或以“十年动乱”、或以“政治风波”的名义延续。

而在这些动乱、风波的前后,非常关键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国宪法还保留着阶级国家和阶级专政的规定,但是国内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不愿意认识这一阶级性质,拒绝阶级分析方法,这或许才是他们政治失能所在,虽然无产阶级专政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阶级专政以“严打”形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国进民退”的名义继续。其中的专政条款理论上就是内战条款,堪比戒严戡乱。这是中国政治的性质,也是内战的根源。

而且,这种法理内战,不仅适用于管治内部,也适用于广泛的边陲地带,也随时可能转化为经典内战,在曾经需要解放(革命)而今呼吁统一(内战)的离岛;还适用于对待新兴阶级的态度,后者与数十年前的“三反五反”和“文革”相比,只是局部内战和全面内战的区别。

因此,从革命-阶级斗争-内战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久内战的持续冲动和制度传统。当这一内部传统在今天遭遇全球自由主义霸权体系的冲突,相互穿透就发生了,并且可能演变成持续的全球内战,如同三年来的俄乌战争所展示的全球分裂。

从鲁曼关于系统的解释来看,美国中心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体系,它是处在连续再生产的系统状态,而相对的中俄则处于不连续变化状态中,即相对于系统的环境状态。这种系统-环境关系的含义,意味着双方不是对等的竞争关系,而更多地属于系统分化的关系,一种相互穿透,理论上是相互依赖的、并且通过相互的复杂性联结,而不是简单的脱钩或者重叠,或者个人间的点对点连接。

这种复杂性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永久内战和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关键,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相互隔绝,理论上就排除了冷战对抗-遏制模式的可能,也排除了世界大战的可能。

这种理论上的系统依赖和分化,就是我们说的脱钩的困难所在;双方关系的连续变化,正是持续的新冷战和间断的内战的混合持续状态。在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这种状态堪称全球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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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电影《Civil War(美国内战)》剧照

它带来的,可能是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崩塌,也可能是唤醒自由主义,让自由主义变得更强大,巩固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因为,永久内战既是一方的秩序挑战,对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自由主义霸权体系的修正,又可能穿透到自由主义世界内部,在后者引发各种形式和强度的内战,重现“平民党”和“贵族党”的激烈党争,随时诱引民主制度和自由秩序的崩塌。

如同正在上映的《美国内战》电影所寓示,这种内战理论上无比的现实,也同时解构了世界大战的可能,那是比世界大战还要危险的一种未来图景。(END)

▇文/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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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高度骟洁版,完整版仅在「吴博士私享会」内部分享;选自2024年第17次分享(2024.6.9);吴强博士©️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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