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作为“门罗主义”研究先驱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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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5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作为“门罗主义”研究先驱的梁启超

阅 读 导 引

一、遭遇“门罗主义”

二、回应“门户开放”与“保全论”

三、梁启超对美日“门罗主义”的回应

四、余　论

摘　要：从“门罗主义”解释史与全球传播史的视角来看，梁启超堪称中国“门罗主义”话语研究的先驱者。他在旅日与访美期间深入了解并积极译介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话语，勾勒出从“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到“美洲者美国人之美洲”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演变轨迹，并很早就揭示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中隐藏的侵略意图，将其与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一起，纳入“灭国新法”覆盖范围。1916年以来，梁启超在段祺瑞政府中的短暂的“亲日时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对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认同。一战之后，梁启超在对巴黎和会的评论中进一步揭示了新国际体系与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的关系。梁启超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译介与研究，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与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著述中体现的“非正式帝国”的视野，对于认识当今的全球局势，仍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关键词：门罗主义；门户开放；非正式帝国；民族帝国主义

“纪念”是一种生产与再生产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关联性的活动，也是一种极其体现“纪念者”的主体性的活动。自从1929年梁启超去世以来，不同时期的“纪念者”从自身的关切出发，塑造了梁启超的方方面面的形象：他是“诗界革命”与“史学革命”的先驱、国家主义的先驱、“中华民族”概念的首倡者；他既是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最具理论高度的辩护人之一，也是对君主复辟最具理论高度的批判者之一；他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顶级媒体人，也是身段柔软、善于权衡的政治行动者；他甚至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重量级作者之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当下的历史经验出发，重新发现梁启超的诸多论述作为朝向未来的思想资源的意义。恰逢国际秩序的动荡变革期，梁启超对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所处地位的论述，获得了较为集中的关注。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产生了强烈的“20世纪”的自觉。在列强竞逐于亚洲、中国濒临被瓜分的边缘之时，梁启超认为列强之间的猛兽式竞争，将是20世纪的关键主题。在浮田和民等人的影响之下，梁启超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一词，来指称东西方列强以民族的组织力和经济力为后盾进行全球的势力扩张的态势。这种压迫性的“民族帝国主义”作用于弱小民族与国家，激发了后者的自主意识和抵抗精神。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美国的势力越出“西半球”，美国“门罗主义”面临着是否需要重新解释以覆盖西半球之外的空间的挑战，同时，日本精英也通过学习美国“门罗主义”，发展出主张自身在东亚主导地位的“亚洲门罗主义”。在其思想探索过程之中，梁启超逐渐将美国的“门罗主义”视为“民族帝国主义”的典型范例，并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的话语中，嗅到了“民族帝国主义”的气息。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通过对“门罗主义”的思考，将目光投向了领土占取和正式的政治法律支配之外的其他支配和影响方式，从而打开了“非正式帝国”（informalempire）的视野。这一视野，不仅对于他的同时代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今天仍然构成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目前，国内对于“门罗主义”解释史和全球传播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以梁启超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作品中，触及梁启超“门罗主义”论述的更是罕见，一些论著在触及梁启超1903年访美经历的时候，谈及其《新大陆游记》中对“门罗主义”的评论，但缺乏进一步的阐发。笔者研究“门罗主义”解释史与全球传播史的专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花费了一定的篇幅集中讨论梁启超对“门罗主义”的回应，但仍然未能对梁启超的“门罗主义”论述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本文试图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全面地探讨梁启超与“门罗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深入认识梁启超著述中的国际秩序观，评估其中所包含的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一、遭遇“门罗主义”

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其老师康有为汇合。而这正是美国赢得美西战争的一年，尤其是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引发了日本“亚洲主义者”的极大忧虑。以流亡地日本为中心，梁启超与“门罗主义”遭遇，并开始了其对“门罗主义”的研究与评论。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精英有两个了解“门罗主义”的途径：一是直接从美国获取关于“门罗主义”的信息，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即属于此例，他曾经于1900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中提议美国执政精英将“门罗主义”适用于美国新获得的殖民地菲律宾，进而推广到亚洲大陆，这一主张在当时的美国国内舆论界引发广泛报道。但是，由于彼时中国旅美人士仍然较少，这一传播路径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第二个途径则是以日本为中介：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执政精英们就从外务省聘请的顾问、法裔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W.LeGendre）那里了解到了美国“门罗主义”的话语与实践手法。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被许多日本精英视为对亚洲的威胁，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亚洲门罗主义”观念，而大量旅日中国精英正是在日本的舆论环境中接触到“门罗主义”信息。

1898年11月12日，梁启超陪同康有为拜访了日本贵族院议长、当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理论代表近卫笃麿公爵。近卫对康有为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认为“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这次会见对于梁启超的思想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直接影响，或许难以评估。但就在将近一个半月后，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第一期就刊发了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所写的《与清国有志诸君子书》，此文称当下大势为“东洋者世界之东洋也”，主张日本联英“扶清”，可谓化用了“XX为XX人之XX”的句式。从1899年开始，“XX为XX人之XX”这一句式在旅日中国精英中间突然流行起来。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与后续的《新民丛报》对于推广“门罗主义”概念以及“XX为XX人之XX”这一句式，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清议报》创办于美国打赢美西战争，吞并菲律宾、夏威夷的一年。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扩张，以及菲律宾对于美国的反抗，都引起了梁启超的深切关注。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2期刊发了署名“片冈鹤雄”的一篇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关注菲律宾事态。所谓“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就是“远东新门罗主义”，指向英国、美国、日本、荷兰相互协调维持东印度群岛秩序的前景。而菲律宾即是协调的对象。在《清议报》第2期出刊后21天，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但很快遭遇美军残酷镇压。以梁启超为首的《清议报》团队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将美军的侵略视为不仅是对菲律宾的侵略，也是对“亚洲”的侵略。1899年8月，欧榘甲在《清议报》第25册上发表《论菲律宾群岛自立》，认为菲律宾能够以小搏大，原因在于其领导人倡导自由独立，致使菲律宾人民产生出了“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意识——在这里，欧榘甲将“XX为XX人之XX”这一句式用于民族国家的层面，并从菲律宾的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亚洲自主”的希望：“曰亚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菲律宾。”欧榘甲将菲律宾而非日本视为第一个保卫“亚洲”独立的国家。

梁启超对于欧榘甲的论述高度认同。其于1901年7月至8月间刊登于《清议报》上的《灭国新法论》中称：“菲律宾，我同洲同种之国民，两度与白种战争，百折而不挠也。吾人所当南望顶礼而五体投地也。”1902年，在《论美菲律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一文中，梁启超大赞菲律宾抗击西班牙与美国，认为菲律宾“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初祖也！”菲律宾如果取胜，“可以为黄种人吐气，而使白种人落胆”。梁启超特别强调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的外祖母是中国人，其部下也多华人，如果菲律宾独立，太平洋东岸，则有日本、菲律宾与中国相互提携，“合力以抵御欧势之东渐”。这一“黄白种争”的表述，体现梁启超当时受到了近卫笃麿式的“亚洲门罗主义”的深刻影响。

与“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类似的用法，很快出现在《清议报》第58册署名“自强氏”的《独立说》之中：“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而郭双林统计指出，从“自强氏”的论述开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在清末报刊中至少出现20多次，出处包括了欧榘甲的《新广东》、邹容的《革命军》、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孙中山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杨度《金铁主义说》等名篇。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保皇派，可见影响之广远。

不过，以上这些论述，毕竟并没有涉及对美国“门罗主义”具体内容的讨论。在此我们又必须回溯梁启超领导的《清议报》编辑团队的另外一些尝试。1900年，梁启超邀请在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蔡锷（1899年曾就读于梁启超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参与《清议报》的编辑团队。《清议报》第67册刊载了蔡锷的“孟鲁主义”一文，直接介绍和评论美国的门罗主义。蔡文回顾了美国19世纪的对外扩张，又评论美国两大政党“其一永奉孟鲁主义，其一则执帝国主义”。在上文提到的1899年1月初《清议报》第2期发表的署名“片冈鹤雄”的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之中，“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已经浮出水面。蔡锷的描述接续了这一问题，只是他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对立的两极——在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的背景之下，蔡锷认为美国正在奉行共和党的帝国主义路线，然而“昔以孟鲁主义建国而独立，今弃之以取帝国主义，盖亦势之所利，时之所迫，而不得不然者也”。在菲美战争进行之中，菲律宾步步败退之时，蔡锷想到的是“东亚人之东亚果如何耶”，担忧“黄族”之命运。而这正是日本当时流行的“大亚洲主义”内嵌的“黄白种争”主题。

蔡锷在此所表达的，正是其老师梁启超的倾向。梁启超作于1899年的《自由书》中的《二十世纪之新鬼》中即称赢得美西战争的美国总统麦坚尼（William Mckinley，今译“麦金莱”）为“二十世纪美国之代表人”，与华盛顿、门罗的“皆务保疆，不务进取”形成鲜明对比，甚至作诗一首，称麦坚尼是“壮夫生夺门罗席”。梁启超作于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中也旗帜鲜明地将“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对立起来：“美国现政府，既已弃其祖传之门罗主义，而易为帝国侵略政策，欲求一商业兵事之根据地于东洋久矣。”同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美国向守门罗主义，超然立于别世界者，亦遂狡焉变其方针”，转向“新帝国主义”。《论尚武》亦采取类似论调，称美国近年“尽易其门罗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以回应欧洲列强的扩张。

将“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对立，正是世纪之交美国国内的主流舆论的取向。因为传统的“门罗主义”解释有“西半球”的限制，超出“西半球”被视为“帝国主义”，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围绕着这一议题激烈辩论，但双方对于“门罗主义”与“西半球”本质关联的认知是一致的。蔡锷与梁启超采取了这一主流论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丝毫不奇怪。

到了1902年，梁启超团队的论述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蔡锷在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认为美国的“门罗主义”的解释正在发生从“美洲者美人之美洲”到“世界者世界之世界也”的变迁。蔡锷重申了他在1900年文章中对于美国从“孟鲁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判断，但以“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这一表述，表明了美国从“门罗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过程中在政治修辞上的连续性。

无论是蔡锷所说的“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还是梁启超所说的“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都指向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赢得美西战争、越出西半球之后的全球帝国主义姿态。蔡锷在1902年的新论述是否直接源自梁启超，我们尚难以确证。但在1903年访美所作的《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确定无疑地宣布“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体现“帝国主义”的精神。梁启超从麦坚尼总统任期内的美西战争说起，认为美国近期的领土扩张乃是着眼于“商业政略”，美国吞并夏威夷，兼并菲律宾，目的在于取得“东方商力之基础”。梁启超指出，有人怀疑麦坚尼主义与门罗主义相反，实际上并非如此，“门罗主义，实美人帝国主义之先河也”。接下来，梁启超回顾了“门罗主义”的起源，称门罗总统发布宣言，“不徒以己之独立而自足，隐然以南北两大陆之盟主自任，以保护他人之独立为天职也，是实帝国主义之精神也”。而夺取古巴，攫取菲律宾，并非对这一主义精神的背叛，而是其进一步的体现。梁启超在评论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之时，又称“此门罗主义，在今日固一变为进取的；而在十年以前，则一向皆为保守的”。梁回顾了1823年门罗总统咨文中的具体外交政策，又探索了这一政策在解释上的变化，谈到了1845年博克（James Polk）总统、1881年加弗（James A Garfield）、1895年阿尔尼（Richard Olney）国务卿对于“门罗主义”的解释，认为“门罗主义”的实质含义从“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发展到“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乃至“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梁启超在此对美国政客们的解释能力表示惊异。最后，梁启超又引用了西奥多·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作为佐证。罗斯福的演讲将美国海将军的建设与“门罗主义”的未来关联在一起。梁启超追问，如果“门罗主义”的目的是保守的，那么罗斯福为什么会强调海军的建设呢？在此，梁启超担心的是美国在取得夏威夷和菲律宾之后，有可能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

综上所述，从1898年到1903年，梁启超“遭遇”了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其对美国“门罗主义”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将其与“帝国主义”相对立，到将其视为自始就是“帝国主义”具体表现的变化。

二、回应“门户开放”与“保全论”

自1897年德军占领山东胶澳，列强加速在华抢占势力范围以来，中国士大夫对于“瓜分”的讨论层出不穷，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再一次濒临被“瓜分”的边缘。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门户开放”，要求列强共同保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者”也纷纷主张“保全”与“提携”中国，防止中国被列强瓜分。中国需要感谢这样的政策与论述吗？梁启超经过反复探索，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所谓“保全中国”，从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而已。

在美国，“门户开放”在一开始是被作为一个不同于“门罗主义”的政策而提出的，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区域针对性，前者针对中国，后者针对“美洲”或“西半球”。但随着美国在西半球之外获得一系列殖民地，“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是否仅限于美洲，成为美国政治精英激烈辩论的主题。而一种重要的路径，就是将“门户开放”论述为在中国实行的“门罗主义”。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1年10月11日致德国外交官赫尔曼·斯佩克·冯·斯特恩堡（Hermann Speck von Sternberg）的一封书信中指出，“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是高度相似的，甚至可以说“门罗主义”就是南美洲的“门户开放”。而到了1915年，美国历史学家埃尔伯特·哈特（Albert Hart）更是论证“门户开放”可以被视为一种在中国实施的“商业门罗主义”。梁启超对于美国内部围绕“门罗主义”如何在美洲之外适用的种种争论，很难有深入了解的渠道。但随着美国精英将“门户开放”纳入“门罗主义”话语谱系，我们也就可以顺势将梁启超对于“门户开放”的思考，作为其对“门罗主义”之回应的一部分。

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濒临被瓜分的边缘的背景下，梁启超在《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中指出，类似英法共治埃及的做法，在中国会碰到列强相互争斗、无法协调的问题；而类似18世纪普、奥、俄瓜分波兰的做法，会遭遇中国民众的剧烈抵抗。梁启超不仅看到了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的抵抗，更注意到菲律宾革命与非洲德兰士瓦布尔人反抗英国的战争，这让梁启超相信，弱小民族的反抗具有一定的力量。至于未来的走向，梁启超寄希望于美、日、英三国牵制其他列强瓜分中国的主张，从而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自主，与李鸿章、伍廷芳等长期采用的“以夷制夷”策略，有着相似的思路。

然而，在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否定了自己前一年还信奉的拉拢列强中的一派以牵制另一派的思路。他指出，列强灭国之法已经从虎狼的手段转向狐狸的手段，通商、放债、代练兵、设顾问、通道路、煽党争、平内乱、助革命，凡此种种，均可以成为“灭国新法”，并举出埃及、波兰、印度、布尔共和国、菲律宾等国被征服的先例加以说明。梁启超集中评论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将“Open Door”解释为将全国开为通商口岸。他指出，“门户开放”好坏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列强的治外法权之下，其结果是“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为其国力所及之地”“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国而为殖民地”。因此对于列强来说，所谓保全中国，从根本上就是保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为此，列强会在中国放债修路、布置警力、整顿财政、推进奴化教育，等等，值得引起国人警惕。

放债与“通道路”是《灭国新法论》中提到的重要“灭国新法”。梁启超敏锐地注意到，列强可以通过在中国修筑像铁路这样的交通基础设施，从而增强自身的支配力。他对地方督抚借外债修筑铁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并且直接点名张之洞、盛宣怀作为负面典型。梁启超自己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视角，但在世纪之初与之过从甚密的杨度，则充分汲取了梁启超的思想，不仅有《粤汉铁路议》等关于路权的著述，而且还在1904年参与了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请愿。如同梁启超一样，杨度区分“有形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主张贷款与筑路都是美国在华实施“无形之瓜分”的手段，而这些又可能为有形的“瓜分主义”之回归，提供基础性条件。

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指斥张之洞、荣禄等清廷重臣在1900年的所作所为，为列强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指出，最奇怪的现象，当义和团运动为列强瓜分中国提供了一个口实之时，长期议论如何瓜分中国的列强反而一变论调，主张“保全中国”。梁启超认为，列强的算盘是“以瓜分为瓜分，何如以不瓜分为瓜分，求实利者不务虚名”，因为如果此时瓜分中国，会导致中国人破釜沉舟，起而反击，还不如改称保全，可以减少中国人的愤怒，产生畏折、歆羡、感谢三种心理，“于是乎中国乃为欧洲之中国，中国人亦随而为欧洲之国民”。

在此，梁启超认为，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民气，对列强产生了震慑作用。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他引用了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的观点。赫德认为在中国实行瓜分政策不可行，“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尽管义和团运动当下失败，但未来会有继承其志向者，所以列强应当以瓜分为最后的选项，而以安抚中国人为首要行动。梁启超指出，赫德的个人观点“不啻欧洲各国之公言”。“门罗主义”的句式“XX者XX人之XX也”数度出现在梁启超的这段分析之中：如果说义和团对应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精神，列强的“保全”政策则指向“中国乃为欧洲之中国”的前景。

将列强的“保全”论述解读为一种“灭国新法”，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非正式帝国”的视野。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长期关注列强对于中国领土的占领，尝试“以夷制夷”，借助一派列强的力量来平衡另一派。而梁启超的视野已经超出了对于领土的占取，而是认识到在名义上保持领土和行政完整，在实际上建立支配的可能性。通商、放贷、修路、派员控制对象国财政、海关、军队，都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中固已有之的内容。1901年时，梁启超已有1900年访问夏威夷的经历，但尚未访问美国本土。他对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具体操作，未必有充分的了解，但已经通过观察、阅读和反思，洞察了“非正式帝国”的基本运作逻辑。

那么，梁启超又怎么看待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中的“保全中国”论述呢？需要承认的是，1898年初赴日本的梁启超对日本仍抱有不少期待，其话语也与日本的“亚洲主义”话语有所呼应。《清议报》“叙例”（创刊词）陈明四条办刊宗旨，使用了“东亚”“亚粹”“黄色种人”等具有浓厚日本“亚洲主义”色彩的词汇。在不久后发表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中，梁启超主张中日两国协同提携，“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未来将成“合邦之局”。《清议报》创刊号还刊发了《东亚同文会主意书》，其中有“保全支那”的决议。第三册则刊发了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所作的《支那保全论》，有贺在文中建议列强以1856年以来“英美法俄德相联，以保持土耳其者”为先例，订立条约以“保全中国”。类似的论述，《清议报》多有转述。

然而，对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所延伸出来的“支那保全论”，梁启超很快作出了回应。最为明显的是其1899年的《论中国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一文，在其中梁启超指出，日本人的“保亚洲独立主义”与“与欧洲均势主义”都存在很大的盲点，未能看到中国人种、地势、宗教均倾向于统一，光绪皇帝英明，民间自治力量发达，海外华侨为数众多，因而具有自我保全的潜力。其时梁启超期待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拥戴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实现中国的自强。在《保全支那》一文中，梁启超更直接指出，欧洲人与日本人所谓“保全支那”，实则“侵人自由”，而中国如果希望别人来保全自己，实为“放弃自由”。梁启超的隐含观点是，中国只有建设自我保全的能力，才能够保全自己的自由。

此时，梁启超并未跳出“亚洲门罗主义”中的“黄白种争”话语，但并不接受日本对于自身在“黄白种争”中的盟主地位的强调。在1902年所作的《亚洲地理大势论》中，梁启超将亚洲分为黄种人居住的西伯利亚、支那，高加索人种居住的印度，以及黄种人与高加索人种杂居的“伊兰”，在“黄种人”的世界中，梁启超主张以中国而非日本作为中心。其同期所作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更明确宣布：“亚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国者，亚洲之宗主也。”

1904年日俄战争是日本“黄白种争”话语广泛传播的重要时刻，并对中国国内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梁启超创作了《朝鲜亡国史略》，与“黄白种争”话语拉开了距离。《朝鲜亡国史略》并没有直接提到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但在若干小标题中，使用了他在讨论“门罗主义”时惯用的“XX为XX之XX”句式。梁启超追溯了朝鲜亡国的过程，第一期是“朝鲜为中日两国之朝鲜”，第二期为“朝鲜为日俄两国之朝鲜”，第三期是“朝鲜为日本之朝鲜”。梁启超最后评论称，三年前他曾作《灭国新法论》，“今朝鲜又弱一个矣”，物伤其类，不胜唏嘘。朝鲜的亡国让梁启超面对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毫无幻觉。

1904年10月23日，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学清韩协会成立会上发表“大隈主义”演讲，从种族与文明的角度解释日俄战争，并提出日本的势力范围主张。梁启超迅速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回应，回顾了他在《保全支那》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对大隈的“保全中国”论述表示不认同，但他突然话锋一转，认为大隈的“保全论”也有可取的部分，第一是中国不可瓜分，第二是一国灭亡主要是因为内因而非外因，梁启超认为这可以促进中国人的自我反思，“诚药之良朋哉！”对于大隈重信的论述，梁启超总体上表示肯定：“其排斥势力范围之说，可谓独立不惧；其龂龂于同种同师，可谓不忘本也。数年以来，日本学者，不复自初与中国同民族也久矣。我固不屑攀日本以为荣，日本亦何必远我以为辱……大隈犹磊落一男子也。”

因此，在短短几年之中，梁启超完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面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论述，梁启超同意其强调两国“同文同种”的历史联系部分，但主张是中国而非日本曾扮演“亚洲之宗主”的角色；梁启超同意中日两国在当下有必要相互扶持抵御欧美列强，但是反对日本“门罗主义”论者面对中国与朝鲜的“东亚盟主”姿态，反对日本的“保全支那”论，主张中国通过自立自强而实现自我保存。梁启超也实现了另一个认识转变：从寄望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来保全中国，到认识到“门户开放”也不过是一种“灭国新法”。在接下来的东亚国际形势变迁的背景下，当许多人试图以美国的“门户开放”来制约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的时候，梁启超对二者都保持着警惕。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梁启超对于列强“民族帝国主义”本身究竟是持批判的态度，还是羡慕的态度，存在诸多暧昧不清之处。《灭国新法论》在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野中，认为“灭国”是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被灭之国首先要反躬自省自己为何被灭：“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在《新民说》系列文章中，梁启超认为国与国的竞争促进“文明”的进步，而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扼杀了竞争，从而导致了进步的停滞。由此可见，第一世界大战前的梁启超将列强之间的猛兽式竞争视为一种必然性，对其规则不加质疑，而只是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感到不满。此时梁启超的“文明”观仍是19世纪西方最为流行的等级性的一元文明观，而非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并列的多元文明观。敏锐如梁任公者，此时亦未能跳出19世纪西方“文明等级论”之窠臼。

三、梁启超对美日“门罗主义”的回应

在1912年自日归国后的政治生涯中，梁启超目睹了“日式门罗主义”在中国的实施，他曾经对其作出批判，也曾经与之合作，但均以政治实效为导向，对“日式门罗主义”本身的性质并没有多少幻觉。同时，由于很早就认识到美国“门罗主义”已经走向“世界者美国之世界”，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对“门罗主义”的“去美洲化”解释，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意外。他对美国“门罗主义”的评论聚焦于第一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以及战后美国对于国际联盟的设计，其中颇多犀利的洞见。但最关键的是，梁启超在第一世界大战后跳出了战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视野，这使得其对“门罗主义”的批判，比战前更为彻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23日，第二次组阁的大隈重信抓住时机，打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旗号对德宣战，随后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中的一些要求与美国对于拉丁美洲各国提出的要求，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针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梁启超于1915年撰文，以转述一场对话的形式作出回应。他说自己曾与怀疑日本意图的国人辩论，引用了日本人保全友邦领土的宣言，然而批评者则引用了日本多次宣言保全朝鲜领土，但最终却吞并朝鲜的例子来反驳，“吾闻言竟无以应也。”袁世凯政府在压力之下，最终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对日本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今之日本，则昔之俄也”，这不仅是说日本如同俄国一样具有侵略性，更是在“文明论等级论”意义上，认为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日本自命为文明程度高于俄国的论述，已经无法成立。

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与日本政府的彻底决裂。不久，面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后，从北京辗转上海、香港、越南，然后从广西重新入境前往云南，与蔡锷会合，发动“护国运动”，一路上都有日本官方与民间人士的支持和接应。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基于梁启超晚年回忆，称梁启超在护国运动过程中反思日本人何以帮助自己，看透日本的真实意图，“他感到恐怖和憎恶，并开始警惕”，从而确立了稳定的对日观。然而这一论述忽略了梁启超像康有为一样，通过倒叙自我粉饰的可能性，尤其忽略了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之后的亲日政策。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宣布恢复共和，不久患病离世。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但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梁启超与亲日的段祺瑞走近。据1917年大力推动“西原借款”的西原龟三回忆，1917年2月16日抵达北京之后，他“连日与曹汝霖、梁启超、汪大燮等高级顾问会谈，并访晤了段总理”。北京政府因为对德宣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日本支持总理段祺瑞对德宣战，而美国此时虽然已经对德宣战，但担心中国的宣战受控于日本，于是支持总统黎元洪反对宣战。而梁启超发表《外交方针质言》主张积极参战，原因是“处今日国际关系复杂之世界，虽以至强之国，犹不能孤立以自存”，英国原来“以名誉之孤立自夸耀者垂三十年”，新世纪以来结成英日同盟，加入协约国。而美国“素以门罗主义自坊，对于欧洲各国之合纵连横，向不过问”，现在亦加入世界大战，因此中国也有必要对国际形势做出回应。而对于中国参战会导致日本趁机侵略的主张，梁启超也加以驳斥。或许是出于修辞的目的，梁启超忽略了威尔逊在1917年1月22日发表的《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这一演讲彻底取消了“门罗主义”的“美洲”或“西半球”空间限制，在当时中国舆论界有一定的影响，坊间有评论称其为“天下之门罗主义”。

1917年北京政府的“府院之争”引发了7月的“丁巳复辟”。段祺瑞在平定“丁巳复辟”之后，再度组阁，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据西原龟三回忆，他在7月11—12日身体不适，归心似箭，“但财政总长梁启超却一再挽留，就中国财政问题，有所协商。梁氏提出了借款的要求，并在其后十余日间，就恢复交通银行借款，整理中国银行借款及奉天大借款等事宜进行了商谈”。作为财政总长，梁启超支持段祺瑞接受日本政府的“西原借款”，参与第一世界大战，并在国内练兵谋求武力统一全国。梁启超推行的的一些政策，实际上巩固了日本自从“二十一条”以来在中国的优势地位。

此外，丁巳复辟后，梁启超为段祺瑞出谋划策，主张《临时约法》法统因为复辟而中断，力主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宪法，而非恢复原有的《临时约法》。段祺瑞政府走上制定新宪法的道路，而孙中山打出捍卫《临时约法》的旗号，南下发动“护法运动”，民国法统于是发生分裂。梁启超期待其“研究系”势力能在新召开的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然而，经过民初政争历练的北洋军阀玩弄法统政治的手腕已经更为娴熟，1918年，“安福系”主导的国会选举产生，梁启超的“研究系”被边缘化。而这就使得梁启超与北洋皖系势力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

1918年，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年底，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乘坐日本轮船“横滨号”前往欧洲，旨在战后的和平谈判中发挥作用。在1919年观摩巴黎和会的过程中，梁启超不断向林长民（时任北洋政府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等“研究系”同人发回消息，并通过“研究系”的媒体广为传播。梁启超密切关注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在3月中旬发给林长民等人的电文中，即将矛头指向皖系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人。得知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之后，梁启超马上发回电报，林长民在5月2日在《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两天之后，五四运动爆发，群众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这与梁启超、林长民等人此前的舆论工作，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919年6月3日，林长民又在《申报》上发表《告日本人书》，对日本近年来的主张分五个方面进行了驳斥，最后一个方面正是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林长民以1915年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日本与英、法、意、美等国签订秘密条约，处置中国利权的事实，来揭示日本的“同洲自保主义”“同种相亲主义”的虚伪性。这些论述很可能是与梁启超讨论的结果。1919年4月，梁启超在给林长民的一份电文中称：“著论演说，历访要人，所言悉如尊旨。”

而从梁启超最初连载发表于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的《欧游心影录》来看，他对美日的“门罗主义”继续保持密切关注。在较早写作的《大战前后之欧洲》一篇中，梁启超总结了大战带来的许多巨大的历史转折，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参战：“谁敢说那牢牢关住大门在家里讲门罗主义的美利坚，竟会大出风头，管对面大海人家的闲事。”美国参战是美国对传统“门罗主义”的突破。但基于世纪初对于“门罗主义”认识的深化，梁启超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

在欧游较晚时候作的《国际联盟评论》一章中，“门罗主义”更是梁启超讨论的重点。他回顾了威尔逊从巴黎和会回国之后与国会的斗争，认为将“门罗主义”奉为“金科玉条”的共和党人对威尔逊大权独揽不满，借着反对国际联盟进行党争，迫使威尔逊做出妥协，在国联盟约第二十一条加入将“门罗主义”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的内容，制造了极大的矛盾。梁启超认为，之所以全世界要成立这个大联盟，因为是“从前纵横捭阖的局部同盟（如三国同盟三国协商之类）实算得扰乱和平的原动力”，威尔逊主张所有国家成立大联盟，目的是为了消灭局部的联盟，但最后却加入了国联盟约第二十一条这个“门罗主义”条款，“复认盟中有盟，岂非正相矛盾”。梁启超认为，此条同时引发了其他列强的不满，英国与日本顺势要求保持英日同盟，就连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也要援门罗主义之例承认有效了”，结果“闹来闹去。还是战前那套把戏”。同时，他注意到国联并没有向墨西哥发出邀请，认为国联盟约第二十一条影响到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而美日矛盾与美墨矛盾的结合，可能会使得国联内部出现裂痕。

国联盟约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为常任理事国，另外还有四个非常任理事国。梁启超抱怨亚洲只有日本一国出任理事：“若说靠日本代表亚洲。此何异承认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就这一点。已足为世界战乱之媒。”梁启超认为既然连西班牙都能当（非常任）理事，中国的政治修明程度，至少和西班牙相差不远，应该争取成为国联理事。这可以让我们想起他在1902年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的宣称：“亚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国者，亚洲之宗主也。”

梁启超对于国际联盟的密切关注，与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张恰恰形成鲜明对比。在20世纪初，梁启超认为国家已经是人类最高的团体，如果破除国界，全球一统，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会消灭，人类文明因此会停滞不前。他对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批判，正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发生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看到国家间的猛兽式竞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意识到片面强调竞争的“文明等级论”，对于这种灾难负有责任。战后的梁启超从强调人类团体之间的竞争转向强调合作与互助，主张国家之上存在更高的团体，主张中国应当积极参与美国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国际联盟的建设，并从批判中国两千年来的“大一统”为“新民”之阻碍，转向自豪地宣布中国古代传统中富含建设超国家秩序的资源。

梁启超在战后的这一转向，使得他现在能够对“民族帝国主义”进行更为彻底的批判。战前的梁启超并不质疑“民族帝国主义”盛行的国际体系本身，而只是对中国成为“民族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感到不满。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则是加强中国自身的组织力，以在未来与帝国主义列强并驾齐驱。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已经确定无疑地认识到，“民族帝国主义”正是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希望能够通过国际联盟的建设，克服“民族帝国主义”。而他对于国际联盟中的“门罗主义”的评论，恰恰表明了他的敏锐的政治现实感：国际联盟的开端存在极大的缺陷，距离他的期待有着很大的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联在面对日本侵华时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验证了梁启超的预见。

四、余 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门罗主义”研究与批判的先驱人物。他在旅日与旅美期间接触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在“民族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中思考美国“门罗主义”，最初按照美国舆论界的常规，将“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对立，但很快转向论述“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帝国主义”。而运用于中国的“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在梁启超看来，也不过是“灭国新法”的表现而已。在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礼赞美国“门罗主义”，希望通过引入美国资本来牵制其他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之时，梁启超对列强资本介入中国铁路修筑保持了高度警惕，并影响了其朋友杨度的保路论述与行动。

基于其对美国“门罗主义”的认识，梁启超也很早实现了对日本“亚洲门罗主义”的祛魅。在其归国之后，梁启超既有反日的时刻，也有亲日的时刻，但各种姿态均基于对于政治实效的考虑，而非对“亚洲门罗主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在1919年，他领导的“研究系”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关键舆论推手，对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有犀利的批判。而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对于国联盟约与国联组织架构所体现的美国“门罗主义”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都进行了抨击，揭示了国联初始架构的根本性缺陷，而这被证明是相当具有预见性的。

在梁启超的这一系列论述之中，最具批判性的部分，乃是其“非正式帝国”的视野。他并不像伍廷芳那样聚焦于领土的得失，因而热衷于引入美国来牵制其他觊觎中国领土的列强，而是意识到在名义上保全领土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极为危险的“灭国新法”。作为其“新民”计划的一部分，梁启超致力于展示更为细致的支配机制，以激励中国国民摆脱对列强的幻觉，实现自强自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梁启超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视野中来认识国际体系中的弱肉强食，将其视为一种无可改变的必然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对此展开反思，并期待通过国际组织的建设，重塑国际体系，限制“民族帝国主义”的膨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下，汲汲于领土占取的旧殖民主义已经淡出，对别国领土的军事占领，即便偶有发生，也极易成为众矢之的；但支配和征服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新的霸权形式：军事上的支配可以通过安保条约和军事基地来实现；在技术、金融与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发展出了丰富的、更为微妙的霸权机制。晚近一段时间以来，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法律战更是成为了国际体系运行的日常现象，跨国（transnational）层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成为了某些霸权国家用来支配和胁迫其他国家的武器。就此而言，梁启超的“门罗主义”研究中包含的“非正式帝国”的视野，即便放在今天，也丝毫不显得过时。与此同时，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经历的对于国际体系认识的逆转，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尽管“非正式帝国”仍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但它并不是一种合理与不可撼动的结构。在梁启超晚年反思的基础之上，20世纪中国进行了新的探索，以主体的姿势参与了新国际体系的塑造。这一历史过程仍在进行之中，后人在梁启超的“门罗主义”研究与批判之中，可以汲取思想与行动的力量，继续推进重塑国际秩序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