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利根的自然法革命——评吴功青《上帝和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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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些高论
转自豆瓣读书


作为东方教父群中最后最成熟的一位，奥利金用自然法压制成文法，其logos与nomos的关系是以神的logos取消已有的nomos而非如希腊哲学那样logos高于但依托于nomos。    简单地说，希腊人把宗教融合在城邦政治里，而罗马成为帝国后宗教宽容与非政治化，来维系统一的多元世界帝国，基督教对此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是罗马帝国的颠覆与反面（走向同质化?）凯尔苏斯为代表的罗马人试图把一和多加以协调，用一个“一”（如凯尔苏斯提出的不干涉其他神的至高神或罗马帝国扶持的斯多亚派）来统摄多，而奥利金根本否定了多，以全部的一代替了多。
    本书的写作采取凯尔苏斯（第一位在智识上攻击基督教而非仅仅加以纯道德谴责的人）与奥利金“回合”式较量的写作方式。在第一回合里，凯尔苏斯指责基督教的结社，作为秘密结社，是不符合罗马法律的，因为帝国时期结社必须经过批准 ，而基督教社团这样秘密的社团是潜在的颠覆力量。同样，他们也抗拒征兵、公职，并且反对神化皇帝的国家化崇拜。换言之，基督教取消了罗马帝国赖以统一与维系的“一”，使得帝国受损。针对凯尔苏斯根据成文法做的指责，奥利金利用自然法自辩。自然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希腊时代“physis”（自然）与nomos（习俗、法律）的对立，智者派试图以physis统摄nomos却不能指出physis是否为善（是强者胜利还是强弱契约），而柏拉图等人则又引入理性，以为nomos依据physis找到哲学依据，但是他们也为nomos辩护，视之为可以且常常合乎自然的、正当的。斯多亚派则将其普遍化，以普世的理性作为标准，并且把人神二者同时拉入理性的规范中，自然法--来自正确理性--是正当的标准，是所有人与成文法应当符合的。斐洛则为此添加犹太教内涵，把神脱离出来，虽然神当然符合理性，但不是神要符合于理性与logos，而是神确立了自然法。这样，产生了神（依然带有神秘色彩）与普世理性之间“微妙的裂缝”。奥利金在这样的传统上，又有所阐发。针对凯尔苏斯认为不存在普遍法律，因此应当服从成文法的观点，奥利金强调了普遍的自然法。自然法是来自于神的。而且，除了特殊的律法，最关键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然理性（由此引出了因信称义），借以认识到自然法；但是上帝又超越于此，并且只有作为圣言的logos支配理性自然的时候才是好的，奥利金心中真正的终极的自然法正是logos， 并且，logos在理性意味外还有一层神魔之间的伦理含义。就此，logos与nomos分家，成为完全超越性的存在，古典时代从nomos到logos的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被清空习俗、仅朝向神的生活代替。这样，奥利金得以做出自己的辩护，把基督徒结社认为是推翻错误的偶像、异教崇拜，比附为推翻僭主的结社，赋予其合法性。神化皇帝的崇拜被奥利金否定，因为当时的“君权神授”里，皇帝赖以获得权威的“神”是偶像、是魔鬼，是邪恶的；而且人民应该服从的王并不是罗马皇帝，而是耶稣基督。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国家宗教被超越的精神宗教代替，这样，奥利金自己坐实了凯尔苏斯的指控，但是把指控转换为荣耀。进而他推出了奥古斯丁两城论的雏形，即王国、教会两分，而侍奉教会才能进最大的天城。教会被视为普世性且通向天城的另一个权威，不同于斯多亚派的“世界城邦”，后者作为一个理想中抽象的共同体依然在于世界本身，并且与现实中普世的罗马帝国形成有张力的和谐。教会则与之有着形而上学与现实生活双重的冲突。
    进一步，凯尔苏斯指责奥利金违背了犹太民族的法。这种指责的背后是强烈的相对主义，他认为不同族群遵守相同法律是荒谬的，而且传统的总是好的或适于该传统的民族的。他否定了宗教观念的普遍性，而着重于相对性，还举出希罗多德著名的“尸体”辩论，为习俗作证据。奥利金对此当然不满，他站在普遍的人类的立场上，认为他们全部应该遵守神法。作为辩论中的需求，他玩弄花招，把对方提倡的宗教观念相对性强行等同于道德的相对性--这是不可容忍的，而且柏拉图也把善置于比传统优先的位置--借此令凯尔苏斯显得荒谬。奥利金那里没有习俗之类的位置，并不加以保守，而是坚持它们必须服从于真理，而其来源当然是神。然而关于神，凯尔苏斯亦有其独到观念，并且与现实比较适合，他把柏拉图意义上的至善--高于心灵、理性与自然--具象为一个“至高神”，当然相对于基督教，这是一个抽象的神。进而，每个民族或部落崇拜自己的“神”，这些“神”是从至高神那里得到授权的次级的“鬼怪”，对他们的崇拜互不冲突。针对“不事二主”的理论，凯尔苏斯也做了相当有趣的回答，他把不事二主的原因解释为会伤害原主人--但这也仅仅局限在人的层次，而且侍奉最高者的下属也是侍奉最高者的一种方式。奥利金依然站在绝对一神的立场--虽然论据几乎是单方面的圣经--对凯尔苏斯加以反驳。他采取的策略是先和凯尔苏斯一样谈现实，指出多种崇拜在互相隔离的情况下可以共存，但是在统一的帝国情况下，人民交流混杂，冲突就在所难免，而最终依然要靠绝对的一神给出秩序，来论证宗教-伦理的普遍性，以维系帝国的统一。实际上，这里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了，因为他排斥多神的时候直接把他者开除出神的行列，而依据是基督教自己，而非公共之物。
     凯尔苏斯接下来的指控相当精英化，他指责基督教是不理性的，而且让低端人口与精英平起平坐，他对此显然十分不满。实际上，凯尔苏斯主张的乃是精英们理性化的哲学式宗教，或者说宗教意味浓厚的哲学。这里并没有给耶稣留下位置，而且凯尔苏斯相当讨厌耶稣作为神的想法，他认为耶稣太过弱小，并不能作为神。进而，他批判「道成肉身」，主张神是不变的，实际上是把神从人类历史里排除了出去。奥利金则认为基督教并不比其他宗教更不理性，并且主张通过信仰这一环节，基督徒能够直接得到超越普通属人智慧的神圣智慧。可以说，基督教的挑战很大意义上在于它信仰-理性的双重性，使得它对上下层都很有吸引力。道成肉身也是绝对不可少的，一方面，它象征着耶稣的神性在于道而不在于肉，在于内在心灵的教诲而不是外在力量的征服，使得耶稣而非希腊传统里的英雄们才是真正的神。另一方面，它是从先知律法时代的“撒种”到“收种”的转换，也把整个历史纳入了救赎的轨道，而不是任意的发展。因此，宗教从传统的政治性、古典的哲学性，转向了超越性与个人化，内在的完成着宗教革命--也是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