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 | 由现代向后现代文明转型时期的特朗普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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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保守主义的基本使命是保守西方现代文明的正统价值和主流传统。特朗普保守主义复兴的特殊情境是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和美国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其使命是抵制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潮流。特朗普执政唤起了保守派的意识觉醒，恢复了现代文明的话语权，凝聚了保守派的力量，为保守派施政作出了示范。然而从长过程来看，美国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保守主义在其中只能发挥抵制或延缓作用，却难以改变美国走向衰落的命运。

【关 键 词】：保守主义 特朗普 现代主义 价值革命 后现代主义

正文

特朗普现象并非如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些民众受到偶然闯进政坛的恶棍的蛊惑而造成的政治脱轨，甚至是“邪灵附体”；特朗普的离任也并非意味着美国政治重回正轨或“驱魔成功”（福山语）。本文试图从西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及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背景来理解特朗普保守主义的兴起，并依此对特朗普卸任之后特朗普保守主义的前途作出评估。

一、

保守主义保守什么

亨廷顿曾谈到对保守主义的“情境式”（situational）定义。所谓对保守主义的“情境式”理解意味着保守主义只是对特定情境的反应，而没有独特的、具有历史连贯性和内在系统性的观念体系。这种“情境”一般是现存秩序遭到了根本性挑战，而保守主义是在这种情境下维护现存秩序的一种努力。所以，数百年来保守主义唯一的和真正的敌人就是颠覆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其自身并没有一贯坚守的价值和主张。

虽然将“情境式”特征作为对保守主义的完整诠释是片面的，但我们仍不妨将其作为保守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保守主义一般说来是一种被动现象，它往往是因势而起、应时而兴，是对当时出现的某种激进主义潮流的反应和抵制。A. 赫希曼曾将保守主义分为三次浪潮，即 18 世纪末反对法国大革命，19 世纪反对扩大选举权与大众民主，20 世纪反对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刘训练教授在此基础上，认为保守主义后来又兴起了第四次浪潮，主要是批判多元文化主义。笔者认同将保守主义大体划分为这四个历史时期，但赫希曼对前三次浪潮内容的归纳并不准确， 而刘训练所说的第四次浪潮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只限于知识界，是非常微弱的声音，能否构成一次浪潮则值得讨论。所以，它只是最近几年保守主义兴起的先声。特朗普保守主义登台，才标志着第四次浪潮的正式到来。

那么，这四次浪潮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连贯性呢？200 年来保守主义所保守的东西无疑是随情境而变的，然而在不同情境下是否存在一致性价值内核？

保守主义诞生于 18 世纪末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形成的时代，其基本使命是保守西方现代文明的正统价值和主流传统。保守主义创始人柏克要保守的是 ：（1）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特别是基督教（新教或英国国教）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传统 ；（2）光荣革命后开始形成、到 18 世纪末已经比较成熟的英国现代文明模式 ；（3）审慎地推动现代文明的完善化改良，拒绝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和激进的革命与变革。

保守主义诞生后，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起，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范畴的三足鼎立的主流政治思潮。三者有大量重叠共识，他们共同抵制破坏和颠覆西方现代文明的激进思潮 ：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纳粹主义等。在这方面，保守主义比另两种思潮更明确、更坚决。当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而向社会主义靠拢的时候，保守主义成为被新自由主义抛弃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价值的主要守护者。我们看到，当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分歧时，体现了它对现代文明某些要素的偏好 ：它比自由主义更强调社会的精神基础与心灵秩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历史连续性、家庭、教会、民族、国家以及权威和秩序等价值 ；它比社会主义更强调以人的差异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精英－大众”的政治结构、私有财产、自由经济、小政府、个人权利、小共同体自治、对社会变革的审慎态度等价值。也就是说，当它与西方现代文明内部另两种思潮对立的时候，它以其特有的审慎态度，警惕其眼中现代文明内部隐含的走入“歧途”的倾向和通过激进发展从而最终瓦解现代文明的因子。虽然保守主义后来对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也作出了有限让步，但其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走向平均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大众取向的激进民主主义、原子化的自由主义、物质化的世俗主义、积极国家的干预主义等，导致个人的过分膨胀、社会形成逆淘汰机制、国家权力失控、民主政治民粹化、共同体凝聚力丧失、现代文明精神基础瓦解等， 正是今天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综合征。当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保守主义者认为它们是西方现代文明内部的败坏性或颠覆性因素，指向一种不祥的前景，所以一直作为制约其成长的力量。

可见，贯通于保守主义历史始终的主题，就是坚守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正统价值，同它们认为的各种非现代和反现代的倾向作斗争，抵制改造社会的各种激进方案。即使有的时候它拒绝过属于现代文明的某些进步，也是以其特有的审慎态度和经验主义的政治智慧，警惕这种进步带来更大的负面后果。当这种进步成熟时，它便将其接受下来。

总之，保守主义就其精神气质而言是现代的。但大约到 21 世纪初，保守主义者发现，他们面临的不再是现代文明内部的不同倾向，而是西方现代文明在整体上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面临从内部彻底瓦解的危险。他们一向警惕和抵制的现代文明内部成长起来的后现代的因子，如今已经结胎成形。这时，自由主义已经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附体而徒有其名，而民主社会主义也升级为新的形态。也就是说，它们都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推动力量。于是，保守主义便成了在整体上抵制后现代主义、维护西方现代文明正统价值的主力军。

二、

特朗普保守主义的“情境”：

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与美国向后现代文明转型

2016 年特朗普竞选总统，以鲜明的表达方式推出应对新情境的保守主义纲领，将保守派选民聚集在他的旗下，从而掀起了一场保守主义复兴运动，即保守主义的第四次浪潮。这场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的情境是什么呢？它受到什么刺激，拒绝或抵制什么潮流呢？答案就是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和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质言之，特朗普执政后的保守主义复兴，是美国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潮流进行抵制的保守主义。

西方社会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是由一场“寂静的”价值革命驱动的。根据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西方发达社会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了由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m values）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的转变。前者赋予与经济和人身安全相关的价值以最高优先级，而后者则将人的解放、自我表现、生活质量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赋予最高优先级。也就是说，人们的价值排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带来范围广泛的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转变。英格尔哈特还使用过“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后现代主义价值观”（postmodern values）概念，或借用维尔泽所使用的“解放价值观”（emancipative values）概念，几个概念含义大体相同。“自我表现价值观”是后现代现象，它构成后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英格尔哈特认为，它打破的是农业文明的文化规范，属于现代化的高级阶段。笔者则认为，它打破的其实是工业（现代）文明的文化规范，甚至冲击到由现代文明所继承的几千年人类文明的某些文化规范，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文明。

后现代主义者的价值偏好更强调个人的解放、自我表现、个人价值的实现。具体来说，它表现为个人按自己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以精神品质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宽容和谐的人际关系， 优美的自然环境，更多的社会参与，在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个人生活方式等方面更大的宽容等。相应地，他们降低了现代性价值的地位，包括物质收入与需要、社会秩序与人身安全、家庭、宗教、国家、权威，以及基于基督教传统的伦理规范与生活方式等。严格来说，他们甚至也不是简单地降低了这些价值，而是为了个体解放开始全面解构这些价值，使之成为负面价值。而这些价值恰是保守主义所一贯珍重的。

保守主义者也许不知道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为何物，但他们非常清楚它的意识形态表现。笔者把它简单归纳为下列内容 ：以身份而非个人为主体、以结果平等为诉求的极端平等主义 ；泛化个人权利、打破文化规范、追求个人生活放纵的个体主义 ；民粹式的民主主义 ；消解国家权威、破坏社会秩序的（准）无政府主义 ；非宗教和反宗教的世俗主义 ；无限制的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浪漫的世界主义或者全球主义 ；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 ；原教旨主义式的生态主义。

上述这些“主义”的大多数，如果不加前面的修饰词，都属于现代文明的内容，具有正面价值。

但在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变中，它们被赋予新的内涵，具有了极端的形式。在美国，代表这种价值观的，主要是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即文化左派。他们与传统的左派结盟，共同构成民主党的基础。民主党的建制派还没有走这么远，但他们对后现代主义者表现出了同情和支持。后现代主义者是非常活跃的力量，由于其代表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方向，其势力越来越大。与此相适应，民主党的政治重心越来越向后现代主义倾斜。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价值观政治（最突出的是身份政治） 成为他们的首要关注。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要回应的，就是这些挑战。

三、

现代主义的“文化反冲”与特朗普保守主义复兴

在今日美国，左派已不再是几十年前的左派。老左派遭到引领后现代潮流的年轻一代激进左派的审查、唾弃甚至迫害。民主党也不复是小罗斯福、肯尼迪和克林顿的民主党，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一派在其中占据半壁江山，激进的进步主义者和“文化造反派”已经是民主党内最积极的势力。于是，形式上似乎传统的政争仍在继续，老的名词运用于新的议题，但其实它们已经成为保守现代文明与推动后现代文明之争。传统的议题都被纳入文明转型的进程，而具有了新的意义。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明白特朗普一派人要保守的是什么。他们是在由后现代主义价值驱动的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潮中，保守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文明的正统价值。在 2020 年大选中，竞争的双方都摆出决战的架势，都将这次大选理解为“两个美国之争”（保守派还表述为“要不要美国”之争）或“美国灵魂之战”。一方是坚守现代文明的美国，另一方要将美国改造成后现代的美国 ；一方按 400 年来的历史传统理解美国灵魂，另一方按新潮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念重塑美国灵魂。在特朗普一派人看来，他们所理解的美国精神受到侵蚀，美国灵魂正在被置换，美国文明面临瓦解和被连根拔掉的灭顶之灾。

面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保守派们恐惧的是什么呢？在保守派看来，信奉“自我表现价值观”或“解放价值观”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追求高大上的精神价值，轻视物质生产和国家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实行共享主义的分配政策，这必然使社会发展乏力，牺牲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富足和安全的生活，造成国家经济、财政和安全方面的危机，对外也失去竞争力。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会瓦解美国社会的精神根基，使美国失去文化凝聚力，成为没有内在生命的躯壳，成为文化拼盘，也无力抵御前现代势力的水平的和垂直的竞争与入侵，从而使美国文明走上自残自杀的道路。他们放纵的个人主义使个人过分膨胀、社会无限分化，导致社会整合的失败和社会的碎片化。他们的全球主义观念和相应的政策将使美国作出过大的牺牲， 蛀空美国的实力，使美国失去优势地位。而在这种观念主导下的移民政策，也会带来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异质文化的进入和兴起，外部的文明冲突内部化，从而导致美国文明的碎片化， 甚至是劣质化。

正是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保守主义者在特朗普的大旗下汇聚起来，以抵制后现代主义汹涌的潮流。有学者借用来自希腊语的《圣经》词汇，将特朗普视为这个时代激进潮流的“阻挡者”

（Katechon）的“整体性代表”。伊格纳茨（Ignazi）借用英格尔哈特描述后物质主义价值革命的术语， 将欧美右翼势力的兴起描述为“寂静的反向革命”（silent counter-revolution）。英格尔哈特和莫里斯称之为对这场价值革命和文化变迁的“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

四、

特朗普的保守主义遗产

特朗普执政时，推出了许多有争议性的政策，其中一些确实在美国国内有力地抵制了后现代化潮流。特朗普的政策会随着他的卸任而成为历史，但其却给保守派留下了重要的精神遗产，对保守主义复兴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第一，特朗普竞选和执政的最重要影响，是唤起了保守派的觉醒。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并非一些保守派人士所指责的是自由派的阴谋，也不是少数精英、华尔街金融财团或高科技企业巨头们所能操纵的。它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进程，是现代文明成熟后的必然结果。在多数精英看来，这是社会向人性化方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过程甚至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共谋推动的，如洪水涌来，大家都被裹挟着顺流而下。只是有的人积极些，走在前面 ；有的人消极些，落在后面。整个社会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后现代价值观所浸润。之所以有那么多保守派的精英们不能接受特朗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虽然在经济政策或国防政策上与自由派有分歧，但在文化领域，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后现代主义潮流同化了。所以，向后现代文明的文化变迁，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人们置身其中，却浑然不觉。

面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步步进逼，那些仍持现代文明正统价值观的普通民众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感到社会有点反常。难道“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常识都错了吗？几百年的现代文明和几千年的人类文化禁忌都要彻底打破吗？难道“我们”珍爱的家庭、国家、宗教都要抛弃？而“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美国历史、文化传统、“山巅之城”的使命都成为罪恶的象征了吗？他们感到这个国家越来越陌生，使他们成为“流浪在内”的“异乡人”。然而作为普通民众，他们朦胧的感受难以上升为明确清晰的认识，难以有勇气对抗由自由派精英们制造和控制的整个舆论。毕竟，民众已经习惯于聆听那些身居高位、满腹经纶、口若悬河的精英们的教导，主流媒体和大学讲坛一直是事实和真理的化身，民众在他们面前自然有几分谦卑。而原来保守派的精英们，如麦凯恩、罗姆尼、布什家族等，虽然会依据传统的保守派立场对后现代主义潮流有所异议或抵制，但他们只是部分的保守派和过时的保守派，且非常软弱，失去了在这个时代给普通保守派民众以指引的资格。

特朗普并没有成熟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但他是一个很少受后现代文化影响，也没有被官场文化规训过的政治素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基于本能的保守主义者。加上他无所顾忌甚至有些鲁莽的性格，使他成为掀起这一轮保守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如果套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语言，特朗普所做的，是使保守派民众由“自在的保守派”转变为“自为的保守派”。

第二，特朗普打破了自由派精英的后现代话语霸权，恢复了现代文明的话语地位。英格尔哈特指出，后物质主义者受教育程度更高和善于表达，所以他们“为社会定下了基调，即他们的价值观成为政治正确”。这套由自由派精英们精心构筑和小心维护的政治正确话语，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成为公共生活和民众日常生活的紧箍咒，并且越来越紧。特朗普以总统的身份， 置政治正确话语于不顾，甚至有意以刺激性的方式打破了政治正确的话语禁忌，冲破了官场“规则” 的罗网。他的口无遮拦、放言无忌，深为自由派精英们所痛恨，但在保守派民众看来，却表达了他们压抑已久的心声，说出了常识，道破了“皇帝的新衣”。从此，一直没人敢于挑战的政治正确话语惨遭“亵渎”而失去了神圣性。保守派的政治常识话语堂而皇之地复出，与其分庭抗礼。

第三，特朗普执政为保守派作出示范，增强了保守派的信心。特朗普执政实行的是比小布什政府更彻底、更全面的保守主义政策。他曾经令自由派精英和媒体感到震惊，也不被部分保守派所接受。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大幅度减税和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会带来经济崩溃，对外贸易政策会搞垮美国经济，但这些都没有发生。相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经济实现了强劲增长， 股市飙升，就业率特别是非洲裔、拉美裔和女性的就业率，以及家庭收入中位数都获得出乎人们意料的增长。

特朗普在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战争”中采取的政策，其成效不易准确评估，因为文化领域很难像经济和外交领域那样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联邦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权力也非常有限。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保守主义的信念变成了公共政策，也就是作出了政策宣示。特朗普执政时期坚决和彻底地贯彻保守主义原则，既不在乎自由派的围剿，也不受国内温和保守派和那些同盟国家掌权的左派的掣肘。他执政的经历为后来的保守主义者树立了一个样板。

第四，特朗普凝聚了保守派力量，将共和党整合为新情境下坚持保守主义理念的政党。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抛开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在普通选民支持下当选。这也造成了共和党内的分裂。但在他执政后不久，由于他全面执行保守主义政策，使共和党的选民和大多数精英聚集在他的大 旗下。他在党内的支持率达到 94%~95% 的水平，反对他的势力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共和党已经成为“特朗普党”。在特朗普卸任后，如果他不想退出政坛，继续领导共和党，很难有人能和他竞争 ；如果他退出政坛，保守派的后继者也只能采取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路线。

第五，特朗普将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符号，其鲜明个性和悲剧性经历将对保守主义运动产生持久影响。特朗普个性鲜明，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由于完全没有经过政界和官场的规训，他便把其个人品格未加掩饰地带进履行总统职务的行为中。这一点增加了本来与他的价值观相冲突的自由派精英和民众对他的痛恨和厌恶，但保守派民众大多本来对政界的规矩（norms） 或不甚了了，或不以为然，所以并不计较他个性的缺陷，甚至对他的一些被政敌视为缺陷的个性特征表示欣赏。这些个性特征，使这场保守主义运动具有了更多的特朗普个人色彩。

特朗普在竞选和执政期间遭受自由派的全力围剿，可以说，特朗普执政期间所遇到的党争压力和攻击，是美国 200 多年历史上的历任总统所未有过的。特朗普本人对引起这种强烈的反感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在保守派民众看来，一个代表了他们的心愿、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承受巨大压力的总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2020 年大选结束后，大多数特朗普的支持者相信，民主党以舞弊的手段偷窃了本属于特朗普的胜利，民主党和主流媒体没有为解除这些民众的质疑做任何工作。而2021 年1 月6 日发生部分示威民众冲击国会的事件后，民主党高度动员起来，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临近结束时开启了新一轮的弹劾，目的是报复他并使其永远不能重返政治舞台。民主党已誓言在他下野后追查他的刑事案件，要将其关进大牢。

特朗普的这种遭遇，使其在保守派民众心中树立起悲剧英雄的形象。对追随者来说，牺牲者比成功者更容易打动人心，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派对特朗普的围剿和追杀激起了许多保守派民众对他更大的同情和忠诚。这必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五、

特朗普 ：最后的罗马人

还在特朗普执政之初，笔者就使用了“最后的罗马人”和“西西弗斯”的比喻来形容特朗普及其追随者抵制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努力。这种判断基于对西方文明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的认识。

按照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在物质富足和人身安全无忧的条件下，必然出现价值排序上的变化，人们不会再重视物质富足和人身安全，而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即由现代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这种趋势就能解释，为什么精英大多持有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他们大多出身于条件优越的家庭，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事依赖财富的二次分配而不是直接参与创造财富的职业，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等，比起普通民众更容易接受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青年人中后现代主义者占绝对优势。因为他们出生于衣食无忧的条件下，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控制教育和舆论的精英们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灌输。同样，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蓝领工人、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小企业主、小店主、中产阶级的白人持现代主义价值观的人较多？因为他们要自食其力，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勉力支撑他们脆弱的生意，计算他们不宽裕的收支，其价值观主要是他们所出身的普通家庭、社区、教会传输给他们的，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强化。

从以百年计的长历史过程来看，美国文明向后现代转型的趋势难以逆转，保守主义所能做的， 就是不断地踩下刹车，以延缓过激的进程。并且，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保守派本身也会被潮流所裹挟，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所浸染。他们所保守的现代文明的底线也会随之而提高。但就最近数十年的短时段发展趋势而言，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博弈会各有胜负。

后现代主义的力量在于，精英集团大多是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控制了舆论和教育，控制了话语权。在 1 月 6 日国会山事件后，各界精英对特朗普及其追随者的舆论压制和信息渠道的封杀， 令人感到一种肃杀的气氛。从中可以看出精英集团大多左倾的现实，以及他们令人生畏的力量。

后现代主义的力量还在于，后现代主义者的人数必然会不断增长。年轻一代中后现代主义者的数量远高于老一代，而他们的同盟者，即那些并没有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但却从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流行中得到好处甚至特权的人群也会快速增长。两者加起来，就具有明显的人数优势。2020 年大选，按正式的计票结果，特朗普得票数大大超过以往共和党候选人，这意味着他实现了对保守派力量前所未有的动员，但民主党借助邮寄选票和草根行动等方式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动员，且其选民基数超过共和党。此次大选出口民调显示，少数族裔、LGBTQ 群体、年轻选民中拜登的支持者远远超过特朗普的支持者。左翼阵营有两大后备军 ：一是青年人，二是移民。今后美国的一大景观是，每年都有一大批年轻的非欧洲裔白人移民后裔涌入政治竞技场，用不了多久，他们的人数将超过欧洲裔白人青年。仅就人口结构而言，保守主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他们只能以极高的意愿和热情与对方明显的人数优势相对抗，并寄希望于对方的失败和分裂。

作为后现代主义力量的大本营，民主党面临的一个潜在威胁是内部的分裂。它本身是多种力量的集合。民主党操弄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本身就意味着各方的零和关系，意味着身份的无限分裂。这种零和冲突和无限分裂也会发生在民主党内部。民主党是文化左派与传统的经济左派的一个脆弱同盟，其中既有后现代主义的，又有前现代主义的。他们只在敌视美国正统价值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互相之间却是格格不入的。

后现代主义者的软肋在于，它的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危机，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这时， 就给保守主义卷土重来以机会。不过从长过程来看，时间对后现代主义者有利，美国向后现代文明转型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保守主义在其中只能发挥抵制或延缓作用，却难以改变美国走向衰落的命运。后现代主义释放人们的欲望，而保守主义要约束人们的欲望。一顺一逆，顺者易成而逆者难为。

责任编辑：屠书翰

一审：王鸿铭

二审：“政治学前沿研究”管理团队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