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博 士 说 -
|摘要: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21世纪的20年代,我们看到,一个威权化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兴起。
关键词: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治参与
*节选自「吴博士私享会」2024年第19/20次分享;
题图:Pablo Picasso, Guernlca, 1937
撰文|吴博士编辑|卡托猫
本期分享的背景,是美国刚刚结束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辩论(DUEL),法国的大选今天投票,世界政治正在向右转。
如以前曾经专门谈过的,全球极化政治的这一最新发展,特别是欧洲所有极右翼政治力量的背后,都有俄罗斯的支持、操纵和煽动。现在,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虽然处在战局逆转的不利形势下,但是在对全球政治的操作方面取得了胜利。全球极右政治的转向将极大地帮助和加速威权政体的扩大、巩固以及民主世界的危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21世纪的20年代,我们看到,一个威权化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兴起。
01
对威权主义的回顾上周我们谈了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特别是两种极权主义即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异同,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和冷战知识的总结和回顾。这个话题我在多年前也反复谈过,但还需要强调,虽然我们说的是两种极权主义,其中的法西斯主义至多是一种不成熟的或者未完成的极权主义。这一区别,引出威权主义的各种形态和他们相对于法西斯主义不稳定特质的“多元”、“流动性”和“稳定性”。
今天,当我们谈全球范围威权化浪潮的兴起,参照的就是20世纪的这两种极权主义,极其重要。这个参照同样有四个维度,但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意识形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极权主义来说,意识形态是命根子,是最为重要的。而威权主义的政权,则对意识形态通常采取淡化的态度,即去意识形态化,譬如以现代化为发展目标或者“闷声大发财”。这是威权主义国家的主要特点,也被称作去政治化。
与此对比,法西斯主义体现出一种狂热,一种政治运动化的形态;而在极权主义当中,这种狂热更多地表现为全民的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而在威权主义国家,跟意识形态弱化对应的,就是非主动的政治参与,或者说体现为普遍的政治麻木。这是威权主义的统治集团所乐见的。
例如,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他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及他的法西斯主义政党,从始至终都不具有足够的能力将西班牙转变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尽管有着足够长的动员和执政时间。在弗朗哥的统治下,西班牙陷入长期政治麻木和停滞中,只有在每个星期天的足球赛开始后,这个法西斯政权才迸发出一些狂热。
西班牙在弗朗哥独裁下直到1975年|资料图
比较轴心国德、意、日,我们发现,虽然都是法西斯主义、都是未完成的极权主义,但是仍然有差别的。德国的纳粹党相对来说还比较完备,在法西斯狂热的同时,意识形态的单薄和虚无是主要特征;而意大利是最早的法西斯运动,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却保留着统合主义或者叫法团主义的色彩,建立在与教会、工会的协商和团结基础上;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以军国主义为特色,军方自身并没有组建政党,所有政党都被所谓大翼赞体制驯服,或者镇压殆尽。某种意义上,在徳意日三国不完备的极权主义主义当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是最不完备的。
而在战后,我们能够看到从法西斯主义到半法西斯主义到各种威权主义,存在非常丰富变形。这种威权主义的丰富性及其持久性,恰恰表明极权主义的不稳定性,它的实现特别困难,只有少数国家在20世纪时一度达到。围绕国际现实政治的威权主义形态,Juan Linz概括了大约六种类型或者特征:
第一,以追求各种名目的现代化、或工业化为目标进行动员和组织,实行指令经济或统治经济,并且演变成寡头控制的经济和社会,虽然这种威权主义制度下社会仍然存在;第二,指的是法西斯主义和各种半法西斯主义;第三,指的是各种有机国家主义。所谓有机国家主义,譬如意大利的那种统合主义类型,还有教会极权主义的存在,在一个国家内实际上变成一种威权主义;第四,战后新兴民族国家,从落后形态独立建国,面临现代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通常以各种社会主义的名义,例如乡村或者部落社会主义或者绿色革命,集中权力而演变为威权主义;第五,传统的威权主义延续下来,例如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主义,到今天,无论是世俗共和国还是政教合一,都表现为威权主义;第六,1989后的后共国家转型,其中很多没有完全转型成民主国家而成为威权国家。这是民主化转型的失败,也是我们在今天要谈的主题。在民主化浪潮之后,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威权化浪潮正在兴起。甚至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失败之后,这些地区的威权主义进一步获得巩固。
02
全球化的致命缺陷回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威权化浪潮的兴起,实际上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退潮后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
1974、75年在葡萄牙和希腊发生的政变与革命,是在1973石油危机爆发世界陷入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也是在美国跟苏联的冷战对峙高峰期间并且开始趋向缓和,巨变发生了,冷战时期得到美国出于冷战目的而支持的威权主义国家内部发生倒戈,转向民主化,而且这一民主化的浪潮得到了越战结束后美国的支持。在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等,冷战期间美国担心的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反向发生了。
在这转变过程中,可以首先追溯到1973年的智利政变。我们曾经谈过,那是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和起点。到19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大纲正式形成,在冷战后贯穿和领导了全球化。不过,全球化在后冷战时期长达近20年的繁荣和2008年以来的衰落,固然被看作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却容易让人忽略了它的“初心”。
1969年,佛朗哥与指定接班人胡安·卡洛斯一世于阅兵式|资料图
今天再回顾华盛顿共识,可以发现几个致命的设计缺陷。这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逐渐显露的,最终引发今天的威权化浪潮。
在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架构中,首先,华盛顿共识所推广的是一种低强度民主。这是与华盛顿共识鼓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相关的守夜人-弱政府模式相对应的弱民主模式,其民主制度概念仅仅停留在普选、多党制等最低限度的民主设计。若与罗伯特·达尔鼓吹的多头民主相比,显然是一种低强度民主。
这和美国自己的混合经济模式下的强政府相反,只是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极力向全球推销的,也是很多中国自由派所热衷的米塞斯-哈耶克主义所倡导的。然而,我们知道,对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强政府。以至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首先遭遇了与“亚洲价值观”的冲突,后者倡导强政府模式的“新权威主义”。在以追求经济发展和政府绩效为优先考虑的赶超战略设定下,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权威主义传统很容易超越最低限度的形式民主的约束。
另一方面,华盛顿共识在冷战后愈加强调公民社会的推广。特别是,从冷战结束后1992年起,公民社会概念复苏,并且在世界范围得到迅速转变为一场对公民社会的反思和建设潮流,从知识分子到新兴中产阶级都在接受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同时接受了公民社会模式。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与低强度的民主建设一道,它实际上迎合和帮助了全球化时代的去政治化。
所谓去政治化,是我们讨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去政治化,是威权主义下民众的政治麻木、被动或者消极参与,从意识形态的弱化到选举制度等各方面,选举沦为形式主义的或者被操纵的“选举威权”,譬如俄罗斯模式、新加坡模式等。
在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或者在威权国家公民社会的存在,既有以鼓励公民参与、增强公民网络、牵制威权政党的正面作用,也有与威权统治者合作的一面,尤其是那些植入型NGO,对原生政治性组织往往形成压力,无论在资源分配还是政治空间方面。例如波兰在转型期间出现的政治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II),在民主转型之后长期处在消解状态。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浪潮中,更得到人们推崇的,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I。
与此同时,反民主、反社会、保守的公民社会III,例如那些宗教外围组织、民兵组织、反LGBTQ团体等,在这个掩护下得到发展,最终演变为一支显眼的极右翼政治力量。这在从美国到俄罗斯、欧洲国家,都成为当下威权化浪潮的标志。
如果再考虑到全球化进程中的阴暗面——组织化暴力的发展,那么就不难理解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威权化的发展最终推动了极右暴力-恐怖主义的出现,取代了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直至1990年代中期消失的极左翼的恐怖主义。
我们去年曾经专门谈过中国的新苦力主义,建立在资本和国家的双重暴力的基础上,并且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成功学面目出现,驯服劳动者。这是全球化的暴力。
更重要的,全球化的去政治化,以治理取代政治,实际上帮助了新兴市场国家内部国家威权主义的发展。导致,在极权主义消失的后冷战时代,新兴市场国家最后都在趋向各种威权主义,也助长了民主国家内部极右翼力量和暴力的发展。
2005年3月,马德里最后一尊弗朗哥塑像被移走。|新闻图
基恩(John Keane)总结说,全球化的阴暗面就是它的暴力特性。这种系统化且扩散的强制性暴力,作为政治的延续,在他看来就是全球化的本质。这和我们上次所谈的内战作为政治特别是政治冲突的延续是一致的,内战只不过呈现为暴力升级的一种具体形态。
托马斯·曼对这种全球化的解释就是,意识形态加上经济、军事、政治等四种社会力量共同配置的结果。以四个维度的社会力量的配置,帮助新兴市场的威权主义得到再巩固。例如,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崛起,并且愈加趋向威权主义的巩固,即我总结的“晚期威权主义”。
所以,欧洲学界对全球化的结果是很悲观的,认为会进入到一种新中世纪的黑暗当中。我个人认同这种看法。这种黑暗,在我看起来就是威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对现有秩序即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当下,最主要的,是以所谓多极化的名义带来的挑战。
03
美国反对美国这个多极化指的并不意味着相对单极的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而导向多极的全球民主,而是若干个大型威权主义力量对现有全球自由主义体系的挑战和颠覆。这是多极主义倡导者鼓吹新秩序的性质。
当冷战结束,极权主义总体上消失了,民主化和全球化浪潮并没有将美欧为主体之外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传统威权国家都转为民主国家,尤其是若干大型转型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民主化,或者民主化陷入停滞,反而形成了高强度的威权体制,并且要求被以多极秩序的形式承认,改变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这些自称新兴多极的威权大国,要么支持民主阵营内部的极右力量,要么向全世界输出威权主义的治理模式甚至威权主义的颜色革命,效法民主化浪潮的模式在全世界培养威权主义的代理人和青年领袖。
矗立在莫斯科列宁大街上的尤里 · 加加林纪念碑|网图
在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本,在这一进程中鼓励或者直接扮演绥靖掮客。但更恶劣的来自小布什政府对民主阵营的损害,是巨大的。首先,在后冷战时代面对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所招致的反抗例如“9·11”之后,他以反恐名义通过“爱国法案”,从内部破坏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他对伊拉克发动的第二次战争,割裂了民主阵营内部的团结,引发欧洲和世界范围对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看护角色的怀疑。这是对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一个破坏。
第三,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轻率地退出《京都议定书》,可谓全球化去政治化的极点,在欧洲盟友看来,这是对全球重要公共品和美国治理责任的放弃,再次割裂了美国与欧洲、与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纽带。而强调继续去政治化的全球治理,即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威权化浪潮对美国抛弃相应责任的替代,契合了资本的绥靖,也契合了挽救新自由主义,可能世界范围内形成比全球化更为具体、广泛的替代,而且弥补全球化时代资本凌驾在民族国家之上、民族国家的弱化。
更深层面,这样一种威权化浪潮的兴起,不仅跟小布什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政策有关,而且这种新保守主义不仅与1980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有关,例如今天在中国也流行的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还可以追溯到美国的例外主义传统,譬如1899年到1900年美国国务卿Hay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一种新门罗主义。
我们知道,美国当时在对义和团事件的介入中, 以门户开放政策牵制和平衡其他列强,保护了中国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门户开放政策理论上是美国例外主义的一个翻版。与之类似,华盛顿共识代表的全球化政策,同样是例外主义的翻版,且可被看作门户开放政策的2.0版本。
换句话说,美国在在全世界所执行的,固然有它一致的道德基础,例如威尔逊主义,但是实际上所推行的和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模式并不一样。华盛顿共识要求的是一个弱政府、弱民主、自由放任经济,并不是美国国内的强大的联邦政府、强势民主和混合经济模式。结果,全球化所助长的威权主义,面对全球化大力支持、扶植的全球和地方公民社会,无法不高度怀疑。而这些本身不过是对最低限度民主的条件之一,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恰恰是民主失败或者停滞的原因,在美国之外的民主失败。
也即,美国以曾经的门户开放政策传统的所含例外主义而形成的全球化政策,对国内自由主义的修正,跟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形成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不仅引发世界范围的反抗,而且培养出威权化浪潮,对美国自身和全球秩序都形成了自我颠覆,即所谓美国反对美国的最终归宿。
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核心问题。美国主导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但是在民主化浪潮之后的全球化浪潮,最终导向一个全球威权化浪潮的兴起。
以美国为中心,美国便成为一切问题的源头,也是一切问题的钥匙。当然,从美国中心的视角来看美国民主和自由的危机,在历史上也可以和魏玛共和国的危机相映照。也就是,如果以德国为方法,后者在100年前预演了今天的美国危机,也预演了全球秩序的崩溃,那么未来我们就有理由和信心从德国的历史和政治经验中寻找可能的出路。
(END)
▇文/吴强
——————————————注:本文为高度骟洁版,完整版仅在「吴博士私享会」内部分享;选自2024年第19、20次分享(2024.6.23/30);吴强博士©️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