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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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历史与秩序[/url] 2024年07月05日 21:02 浙江

一、特朗普是“新右翼”运动的代言人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新右翼”运动在多数西方国家强势兴起。虽然特朗普因新冠疫情等影响未能连任，但是他和“新右翼”运动并非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插曲，卸任后的特朗普依然是美国政治的焦点，是许多共和党选民唯一认同的领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共和党，并展现出了在2024年大选中重返“王座”的态势。
显然，特朗普输掉2020年大选并不意味着“新右翼”运动的衰退。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格局，引发深远变迁。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也因此深受影响。美国发生了什么？“新右翼”运动为什么会强势崛起？可能将美国带向何方？
理解世界尤其是理解美国，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不仅是官员和学者，全球化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这确实关乎我们的生活，例如美国总统的一条推特就可能引发第二天我们股票账户的显著变化。然而，由于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强势介入，过往很多我们所熟知的有关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常识或多或少失效了。因此，我们急需研究“新右翼”运动带来的新问题，重新认识正在发生巨变的美国，认识西方世界的变化趋势。
我较早开始研究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我坚持预测特朗普会赢。不仅押对了选举结果，在投票日前我还撰写多篇文章阐述为什么我认为特朗普会赢，分析了“反非法移民”“把工作带回美国”等主张的目标对象和选举效用，指出特朗普将从民主党手中赢得其传统支持者白人蓝领的选票，“反非法移民”等主张不仅不会导致特朗普在少数族裔选票上的损失，还会使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等关键州倒向共和党。
在特朗普上任当天（2017年1月20日），我在观察者网发布《“四个全面”:特朗普执政方略前瞻》，预测了他在“反非法移民”、“减税”、能源政策、医保改革、贸易政策、共和党党内整合等方面将要采取的措施、潜在阻力及相关政策的可能走向，几年后看大致不差。特别是在医保改革、党内整合等领域，我作出了与当时主流观点相反的判断，后来事实证明了我的正确。
举几个例子。其一，当时多数观点认为，特朗普上任后必然会以废除“奥巴马医保”为核心任务，但我指出“奥巴马医保”在特朗普任期内不会被废除，而是有保留地修改。
其二，当时多数观点认为，虽然特朗普的竞选活动离经叛道，但是上任后他会逐步向共和党传统建制派靠拢，变为“体制内”总统。我强调特朗普是“新右翼”运动的代言人，他的崛起意味着美国政党选民联盟体制的根本性变迁（参见《美国困局》第二章，该章的主要观点我在2016年9月至10月发表的几篇网络文章中就已经提出），他不会变为“体制内”总统。相反，“新右翼”运动将从根本上改造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保罗·瑞恩（Paul Ryan）等共和党建制派政客将大批量地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逐出共和党高层乃至被迫暂时退出政坛。不过，“茶党”将依然保持实力并持续对特朗普产生影响。我在发表于2017年2月的一篇文章［强舸. 特朗普面临的党内挑战. 学习时报，20170206(2)］中阐述了对共和党党内斗争的预判。2018年中期选举、2022年中期选举、2024年初选均证实了这些预判。
其三，当时多数观点认为，迫于社会和舆论压力，特朗普不会坚决兑现其“反非法移民”承诺。我指出，不论反对声音、行动有多激烈，势力有多强大，特朗普一定会坚决推行“反非法移民”举措。这些论述在《“四个全面”》一文中均有阐述，在我另外一些文章中也有讨论。
《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一书就是希望呈现这些观察和思考——“新右翼”运动和当下美国政治的演变趋势。
在特朗普宣布参加2016年大选前，我对他所知不多。在共和党初选前，随着特朗普支持率不断升高，一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按照当时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特朗普参选是荒谬的行为艺术，但是，为什么荒谬的行为艺术会有那么高的民意支持率？如果上述前提成立，那么答案就只能是，近半美国人的智商有问题。虽然反智主义确实长期在美国有一些市场，但是假如这么多的美国人都智商不足，美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全球霸主。刘慈欣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写过一句话：“愚昧和无知不是生存的最大障碍，傲慢才是。”我们要警惕在看待美国政局时的过度轻视和娱乐化问题。
为了解惑，我决定开始研究“新右翼”运动。此前，虽然政党政治是我的研究领域，但是我对美国政治研究不多。不过，现在看来，这恰恰成了我的优势。原因在于，“新右翼”运动从根本上改变着美国政治的主题、结构和机制，过去丰富的知识积累未必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美国变局，相反却可能变成认识今天“新右翼”运动的思维误区。

二、理解特朗普和“新右翼”的一些误区

总的来说，现在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过度参考美国主流媒体声音。由于利益冲突、党派倾向和意识形态等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等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对“新右翼”运动有很强的敌意，它们很多报道首先要表达的是与“新右翼”不共戴天的鲜明政治立场，而非提供事情的完整全貌。即使是特朗普经常表扬的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 Channel），也只能说是支持共和党的媒体而非支持特朗普的媒体。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共和党初选前，福克斯新闻台也是特朗普的坚决反对者，同样属于特朗普所谓的“Fake News”的一员。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特别是当选总统后，福克斯新闻台才秉承党派立场慢慢开始正面报道特朗普。
对我们来说，只做美国主流媒体的搬运工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低估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前，基本没有考虑过他获胜的可能性，也就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同样，在2020年大选后，对特朗普依旧牢牢掌控着共和党并在2024年大选中很可能上演“王者归来”考虑不足。二是对“新右翼”运动缺乏了解。如果只是简单接受西方建制派精英关于“新右翼”运动的定义而不去深入了解它兴起的原因、诉求和目标，那我们在与欧美各国日益强大乃至掌握政权的“新右翼”势力打交道时就会遇到困难。
第二，仅从中美关系视角而没有从美国内政视角出发。在学科划分上，美国政治一般被划归国际政治领域，中美关系又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显学，因而很多关于特朗普、“新右翼”的研究都是从中美关系视角展开的。然而，美国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应当归属狭义的政治学范畴。狭义的政治学（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国家间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方向。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对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内政始终比外交更为重要，外交需要为内政服务。如果只是从中美关系视角考察特朗普或拜登或其他什么人的举措，就很可能过高估计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自觉地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政治的核心位置。实际上，中国在美国政治中（不论是在特朗普还是在拜登的政治纲领中）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反之亦然，美国在中国政治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例如，2018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演说。这次演说一度被国内很多声音视为“新冷战”的宣言。然而，当时我就撰文指出，这次演说在美国乏人问津，当时美国政坛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焦点是“卡瓦诺是不是强奸犯”“怎么能让强奸犯当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事实上，“卡瓦诺是不是强奸犯”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确实比一时的对华政策重要得多。因为，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治体制下，保守派卡瓦诺获任大法官将打破自由派（民主党）和保守派（共和党）在联邦最高法院中维持了三十年的均势，大法官的终身制任期更是会让这次任命对今后数十年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联邦最高法院堕胎权判决、持枪权判决等重大事件，均与这次任命密不可分，而这些事件又对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造成了直接影响，并且仍将在2024年大选中成为重要议题。相反，现在彭斯却因为在2020年大选舞弊问题上与特朗普产生分歧，政治生命似乎已经终结。
第三，迷信消息。学者并非情报官，核心竞争力应当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而非拥有获取消息的渠道。有意思的是，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曾有学友非常郑重并且刻意压低了声音问我：“你在美国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渠道？”简而言之，学术研究不能变成搞关系或者搞情报，再内幕的消息也不能代替对问题和公开材料的深入分析。二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读政治学专业本科时，沈丁立教授的一句话让我铭记至今。在一场美国问题讲座上，沈丁立教授被问到他在美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消息渠道，他的回答是：“我在美国政界、学界有很多朋友，但是我没有消息。我只靠公开资料做研究，用公开资料就能做出最好的研究。”

三、“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当下美国内政的首要问题

《美国困局》一书将从政治学（美国内政）视角出发，研究美国“新右翼”运动的起源、诉求和行动，探讨其背后美国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结构变化的深层原因和演变机制。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新右翼”运动会在美国兴起？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将给共和党、美国政治乃至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深远改变？
本书基本分析框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写下了这段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中国的有力应用。同样，“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是当下美国内政和“新右翼”运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战后，由于生产力提高、福利改革、对外“剪刀差”等原因，西方世界一度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不再适合用于研究西方国家。然而，近年来，“新右翼”运动和“激进左翼”运动的同时兴起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告诉我们，橄榄形社会已经是西方世界的过去式（甚至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都值得怀疑）。阶层割裂的鸿沟、不同群体的尖锐对立是西方国家当下常态。因此，《美国困局》旨在重新用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研究特朗普、“新右翼”运动与美国政治变迁。具体分析将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美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阶层、职业、族裔、地域）的利益差异、矛盾冲突与不同诉求。特朗普和拜登以及希拉里、桑德斯，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代表哪些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并由此阐释特朗普（以及桑德斯）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政治主张为什么会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主流议题。在本书分析框架中，美国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大企业主大富豪、主要依靠劳动获取报酬的中产阶层（工业州的蓝领、农业州的农场主都属于这一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福利的低收入阶层（以非洲裔、拉丁裔以及非法移民为主）。并且，在三个基本阶层之上，族裔、地域、文化、职业还会叠加更为复杂的影响。全书各章会从不同角度详细阐述。
第二，在当下美国阶层利益分歧、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兴起所带来的美国政治议题变迁、政党选民联盟重组、选举模式与政治规则变化，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际斗争以及各自党内的分歧、斗争、妥协与整合。
第三，特朗普的执政举措如何回应“新右翼”的诉求？进而，这些在短暂的四年间推出的举措又对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长期影响？与过去数十年美国政治主流不同，特朗普、拜登以及其他美国政客现在都不再想做“全民总统”，他们总是坚定地回应特定支持群体的诉求，对反对者激烈的抗议乃至行动不太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