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博 士 说 -
｜摘要：相对于冷战的均势哲学，其中既有遏制又有缓和，还因核武器这种复杂系统的技术性的不确定性风险强化了冷战的和平，而新冷战的非均势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注定了新冷战很难展开冷战时期的战略，无论遏制还是对抗，在双方共同宣称竞争性合作、但是一方采取单向的去风险化、和部分脱钩的战略选择下，新冷战的哲学变得扑簌迷离，需要我们回到哲学本身，从冷战结束前后的哲学背景变化来理解新冷战的指导哲学。
关键词：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道德主义、穿透
*节选自「吴博士私享会」2024年第16次分享；
题图：Pablo Picasso, Guernlca, 1937
撰文｜吴博士编辑｜卡托猫
今天谈的问题，是今年要谈的"新冷战"这个系列话题当中最核心的理论问题，也是目前国际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背景是5月中的中俄峰会和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国际政治格局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新冷战正在以一种激烈和加速的方式呈现它与冷战全然不同的面貌，也让试图理解的人们陷入到某种认知的困境。如何理解这种复杂的新冷战及其认知困境，需要回到哲学层面。我们今天谈谈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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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如果用当下中国时髦的哲学话语来说，当我们在理解这个这个世界可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时候，确实好像可以“回到附近”：跟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很久没见的朋友聊一聊，从这些自由派朋友们的生活苦闷和思想困境中发现世界的联系。
譬如说，最近在南方旅行，从昔日的学术伙伴到社运伙伴，从十多年前的左翼自由主义群体到三十年如一日的D-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他们的困境与其说是感同身受的自由主义困境，还不如说是逃避主义。特别是那些躲到罗尔斯-康德政治哲学的道德主义中的“左翼自由主义”，逃避对现实政治和权力泛滥的审视和分析，处于一种相对政治生活的“道德剩余”的“架空”中。
而相对的，相对道德主义的政治哲学及其逃避，我告诉朋友们，还有一种坚持自由主义的选择是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从这种实践的、行动的、和权力中心的层面，来理解政治、理解世界。
Pablo Picasso, Fish, 1932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思想、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中国学界自由主义的衰落，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所面对的危机以及在面对中国挑战的对华政策取向等等都息息相关。“回到附近”的观照，或许就是现实主义的态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国际政治的主旋律、发现新冷战的哲学。
只是我个人对哲学并不精通，但有趣的是，我所学习的政治科学的方法受鲁曼(Niklas Luhmann)的影响很深，鲁曼身后并未淡去很大程度上因为实在主义（现实主义）哲学流派对鲁曼社会理论和哲学的重视和继承。而鲁曼生前一直战斗的正是与康德-罗尔斯理论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表面上也与现实主义的威廉姆斯有许多契合但其实不同的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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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相对于1980年代罗尔斯主义引导的世界哲学的（道德主义）转向，哲学领域还有同时间另一个流派的逐渐形成，虽然至今这个流派都很模糊，远不像康德-罗尔斯的脉络清晰、徒子徒孙众多，这就是从以赛亚·柏林以来、以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o Williams)为著名的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他们对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可能超过对哲学主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背后的哲学思想是学界、政界人士所不熟悉的，却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人们可能更乐于津津乐道新保守主义政策后面的哲学来源，例如Leo Strauss等等以及他们理论所本的黑格尔等。
或许是厌倦了分析哲学，以赛亚·柏林在1950年代做出过惊人的选择，宣称不再搞哲学，而是回到历史，研究思想史。而这种面向历史不过是面向现实的另一种表达，就在1954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篇论文后来在国际政治/关系领域的影响似乎更大，直接促成人们熟悉的国际关系领域内各种现实主义流派。不过，作为柏林的好友，伯纳德·威廉姆斯发展了柏林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但是体系化的对自由主义的修正，批判康德以来的道德主义传统，也就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
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Ifilnova
在这个修正当中，重要的是，他不再用道德哲学的语言术语来讲哲学，而是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讲哲学、讲自由主义。这种语言转换或许是根本的，才是直接的面向自由主义的实践领域——政治，摆脱哲学传统的话语壁垒。我自己也觉得特别亲切，一下子就和鲁曼的师承——他对社会理论的分析契合上了。
其次呢，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更重视行动和行动者，是以行动者为中心。战后的很多哲学家，比如说前两年去世的法国的图兰，还有吉登斯等等，都以跨界哲学和社会学著名，都受威廉姆斯的影响，以行动者为中心，从结构-行动者的角度展开的。这也是我自己做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角度。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面向社会的和实践的。
更重要的，威廉姆斯号召面对权力、面向政治生活，这是现实主义的所在，是政治哲学的解释对象。否则，如克劳德所说，康德-罗尔斯的道德主义的自由主义很容易产生一种道德剩余。他们的绝对道德主义或者正义原则，在面对现实规则和利益时，总是显得难以适用。我自己研究的人权政治中也发现类似问题，罗尔斯尽管已经修正了这种剩余，但是在《万民法》中对法外国家的态度，也是呈现一种剩余。类似的剩余还出现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作为一个权利主张和原则，与人权在实践中的国家主义标准之间的巨大落差。
换句话说，现实主义所讲究的是一种审慎。至于审慎的智慧，很多人会轻易的把它理解为保守主义，但这就是鲁曼在学界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那恰恰是现实主义重视的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对威廉姆斯来说，拒绝还原主义是面向政治生活、坚持自由主义的一个现实主义原则。而这种复杂性是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地方，甚至恐惧的。他们宁愿拥抱还原主义的各种保守主义，从圣经至上到自由至上主义。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内自由主义的困境。他们无力理解中国政治和-自由主义面对的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只能逃避在一个道德主义的自由主义转向中。同时，他们也不理解国际的政治，从难以辨别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现状，即左右之别，到对几乎任何现实问题，如俄乌战争、加沙问题、美国极化政治等等，都无法做出有效的、符合自由主义的判断，从而陷入失语。这种公共沉默不完全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更多的是左翼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义已经限制了他们的判断能力。
即使对那些民间自由派来说，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也重复着一些话语、概念，没有任何进步，同样呈现出一种集体的逃避主义。这是我这次到南方，到西南地区旅行最大的感受，他们陷入了知识的停滞。
这是一种双重困境：面对生活的和政治的、面对国内政治的和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的困境。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寻求转向，终于面对生活，鼓吹追求良质的生活，仍然逃避了政治（生活）；另外一些沉浸生活却不能自拔，失去了与政治生活、与国际自由主义的对话能力，甚至走向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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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困境的根源：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的扩张这种困境，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逃避，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下新冷战哲学的一个现实隐喻。当我们在理解这种困境之后，理解困境，才能理解背后的哲学，理解新冷战跟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等是如何紧密地息息相关，跟所有人的阶级状况息息相关，所谓“附近”的真正含义。
这是我们从去年花了很多时间谈新苦力主义、新流民阶级、新种姓制度、今年专题谈中产阶级阶级状况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在人民难得的哲学时间也是本分享的哲学时刻，来谈谈自由主义遭遇的两种哲学状况。其一，是自由主义秩序的空前扩张；其二，是这种扩张引发的反弹或者反自由主义潮流对自由主义生活和政治的穿透。
Pablo Picasso, The Charnel House 停尸房, 1944
先谈第一点，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变化，有关我们怎么理解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及从最初“历史的终结”所昭示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到“9·11”后这个自由主义秩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混乱和衰落。
首先，自由主义秩序指的威尔逊以来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在二战后定型，但是只有在冷战后才成为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在今天面临的困境，和自由主义在冷战结束的胜利和其后的扩张互为因果，并且通过全球化的兴衰表现出来，尽管这种表现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更为紧密。
其次，虽然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有很多，在自由主义诞生200余年的历史里也经历了很多变化，但是自由主义是什么？用威廉姆斯的话讲，自由主义就是合法性加上现代性。
这是威廉姆斯拒绝康德-罗尔斯，回到马克斯·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强调自由主义政权依赖于合法性，由此也与非自由主义的政权做了区分。不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冷战期间的自由主义秩序更多只是局限在自由国家内部、并且以各种基于同意的多层次联盟维系着自由阵营。在总体缓和和竞争的冷战框架下，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输出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在智利这样的个案，更多地被看作新自由主义的试验。
这种情形只有到智利1973年政变之后起源于南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才有所改变，而真正的改变实际上发生在冷战的高潮，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以里根-撒切尔的路线出现，进而主导了冷战后的全球化，也造就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是自由主义本身却以另一种方式发挥影响。我们看到，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更多地以民主模式、以公民社会为模板向世界扩散。
这也意味着，后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从最初的国内政治秩序扩张为全球的政治秩序，固然带来了某种胜利幻觉，也从内部和外部招致了反自由主义的反击，全球自由主义的困境逐渐显露。
一方面，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内秩序，相对于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是以内部的平等主义面对自由主义秩序之外的等级国家。这种等级国家在罗尔斯的《万民法》里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也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这是道德主义的自由主义秩序在冷战时期的经典形态，也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对国际秩序的理解。
而且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的外部关系也是自由主义的霸权下，存在一个等级制的、制度化的安排，当然这种等级制也是基于共识的，小国有发言和利益表达机会，愿意参加或者融入这种自由主义霸权，并且通过各种盟约维系。这个自由主义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多层次，多层面的安全契约上面，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这是冷战时期两极体制下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秘密，自由主义的利维坦，在共识下各国放弃自己的权利，美国提供安全公共的保护。
然而，当苏联崩溃、冷战的两极秩序解体，代之以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全球秩序，它必然要把国内和局部的自由秩序向全球扩展，理论上是可能形成一种全球宪政，但自由主义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意识及早的认识到原先的自由霸权的脆弱和不稳定，直到了“9·11”爆发，自由主义的霍布斯主义遭遇了挑战。
柏林墙东边画廊｜©️dfic
在“9·11”后，小布什以反恐名义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破坏：指导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从自由主义的内部变成反自由主义的主力，与外部的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今天在更大范围的威权主义轴心共存，造成自由主义的双重困境。
此后直到2010年，学界才终于意识到自由主义在面对内部、和全球的挑战可以采取相同的现实主义立场，寻找困境出路。早在国际关系领域，譬如说从基欧汉以来，现实主义学派就占据主导地位，也包括极端现实主义的例如米尔斯海默等等，他们都是国际关系领域的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曾经长期自说自话，但是到2007/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彻底破产后终于被哲学界认识到他们的宝贵价值，他们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经验可能大大帮助那些在国内政治中遭遇自由主义困境的人们。
在冷战结束后二十年，自由主义扩张为全球秩序并且遭遇严重危机之际，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终于汇合起一支体系化的力量。而此时，威廉姆斯已经早于2003年去世。
另外一方面，与此相对的是，另一种帝国主义的秩序在苏联崩溃后并未消失。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比如说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和中国的天下主义正在合流。对这种帝国主义秩序来说，规则是强加的、胁迫的，伴随着暴力和任意性。
那么，当这两种秩序在乌克兰、在中东、在南中国海等等地方发生冲突， 这两种霸权的关系是对抗还是竞合，或者重复冷战时期的遏制与缓和？上述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作为方法本身包含了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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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冷战是一种相互穿透现实主义地讲，当下的自由主义面对的不是两种制度的竞争，如同冷战重演，而是两种秩序的较量，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分歧和冲突，难以重复遏制，也难以重现缓和。
因为，今天的自由主义内部秩序面对的不再是对异议的容忍问题，而是反自由主义力量空前强大随时可能颠覆自由主义政权本身，尽管他们并未像另一边反自由主义政权对颜色革命的担忧那么自觉。在外部秩序，反自由主义的罗尔斯意义的法外国家，不仅仅在罗尔斯所谈的人道主义危机层面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威胁，而是从根本层面动摇整个自由主义秩序基础。
Pablo Picasso, La Guerre at la Paix 战争与和平, 1952
例如，冷战时期的缓和，意味着互相能够谈判，互相克制。克制是双方的一种基本共识、和平的基础。无论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还是越南战争，甚至一开始的朝鲜战争，双方的克制都阻止了冲突的扩大，最终将核武器竞赛导向互相消减。
然而，今天全球面临的是两种秩序之间的冲突，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一个是胁迫性规则或者反规则，两者冲突不是分歧，而是原则层面的，难以调和。譬如说，当我们谈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时候，它是以不仅是联合国体系，还是多层次、多边的一个体系，那么当帝国主义秩序的倡导者选择性承认或者拒绝其中的规则，这些内部等级制的国家不仅推翻自由秩序的等级制安排，而且暴露其性质是法外国家，是无法无天的。
这种情形下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在香格里拉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如何形成关于克制的共识。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我看起来可以用穿透(inter-penetration)来形容。这也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力量，鲁曼曾经描述的。当自由主义成为国内和国际秩序的主导，它就开始面临被反自由主义穿透的双重困境，对内部和全球秩序形成威胁，对自由主义本身形成挑战。
而事实上，这样一种相互穿透的关系已经展开，无论是在芯片战争，还是在地缘冲突，或者在文化交流、社交媒体、LGBTQ问题、移民和难民问题等等，“相互穿透”几乎弥漫在全球。这符合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解释，全球政治，包括全球范围的极化政治（而非冷战时代的两极政治）正在以相互穿透的方式展开，从地方（附近）到全球。
这种穿透关系，特别是全球的右翼联盟，包括川普、普京等等在内，还有现在印度举行的大选和莫迪的连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着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这是国内或者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始终难以面对的政治现实。不过，与此同时，在川普被定罪、莫迪遭遇杯葛、俄乌战场形势逆转之后，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曙光初现。
Pablo Picasso, Les Noces de Pierrette 皮埃尔的婚礼, 1905
继而，在一个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内部的颠覆，一方面不可能继续遏制-缓和的冷战主旋律来维系和平，另一方面面临着全新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自由主义被相互穿透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打破所有旧的新的平衡，而这些均势本来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
这也意味着自由主义面临的双重困境是有限的：自由主义的困境并不是原则性的失败，只是能否发展出一个足够有效的应对策略来管控治理危机，也就是现实主义本身面临的挑战；这种围绕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间的相互穿透产生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可能消解了冷战时代爆发第三次大战的危险，但可能将全面冲突转化为一种全球内战。
这是下周需要继续分享展开的。（END）
▇文/吴强
——————————————注：本文为高度骟洁版，完整版仅在「吴博士私享会」内部分享；选自2024年第16次分享(2024.6.2)；吴强博士©️版权所有。
发表于 2024-6-9 18: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