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发表于 2025-4-9 12:18:00

范亚峰:中道基督论初探

(节选自《中道宪政论》一书圣势与中道宪政——兼及中道基督论一章)一、从逻各斯基督论、心的基督论到中道基督论 (一)倪柝声以魂(心)替代逻各斯,形成了基于中国文化心的文化传统的心的基督论。处境化中国神学的生命之道就是从心的基督论转变为中道基督论 革利免说,律法引犹太人到上帝面前,哲学引希腊人到上帝面前,而受此启发,本书作者提出是生命引中国人到上帝面前,由此把悟性生命传统,转化为死活题。巫史传统的灵命和希腊、罗马、犹太教的进路区别是什么?夏可君教授提出变生生为生死。《中华神学读本》第一版把《五有人论》放在第一篇有深意,其中概括的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有根本区别,人的无限性假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命题。生命为什么突破不了,就是基督论的问题。新教及新教神学面临灵修神学、教会神学(体制化的挑战根源于宗教改革分裂大公教会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论胜过教会论),以及道的全面危机:系统神学的逻各斯中心难以应对后现代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的挑战。而因中国人到上帝面前的生命的求道有可能为化解新教神学的危机做出转折性的贡献。中国处境化神学的难题,在于面对基督、逻各斯与悟性生命传统的相遇,如何消化逻各斯基督论。中国家庭教会整体上而言没有融入逻各斯传统,缺乏理性思维能力。而中道基督论或十字架中道论的核心难题在此。倪柝声传统的属灵神学总体上而言缺乏对希腊逻各斯传统的恰当处理,故缺乏足够的深度。倪柝声神学的全面更新关乎中国基要派教会的全面转型。而1997年以来的改革宗神学运动则缺乏对逻各斯基督论传统的追溯,故难以恰当理解路德、加尔文的恩典论与教会论之间的微妙张力。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语、圣礼和教会。鱼代表生殖、丰收有余,以及交往沟通,如双鱼所组成的太极图。十字架中道则是鱼的死里复活,是华夏文明于山穷水尽、学绝道丧之时的一阳来复、死亡与再生。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希腊文中这句是:"祂在我们中间作帐幕,如同在帐棚里一样。"住,是帐幕的意思,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时期的帐幕,由此耶和华与以色列人见面。帐幕的隐喻是耶稣在我们中间作帐幕。道成肉身的生命神学强调道成肉身为了律法、为了死、为了情。亚他那修的重点是为了复原。而新教神学的重点是补罪。生命的求道重视罪与律法、生与死、情与理法的辩证关系。初代教会有二性合一的基督论,和寄寓的逻各斯的基督论之别。后来的基督教神学采纳了二性合一的基督论。道成了肉身,如帐幕住在我们中间。神人二性因为成为人,而成为不可分的整体。一指基督崇高的位格,二指神人二性。生命是关键,中华神学的“华”就是生命的意思。生命就是灵命,就是活出基督。(二)加尔文的基督论构成从心的基督论以及红太阳伪基督论到中道基督论的中介本书作者在中华神学的建设中,推动心的基督论向中道基督论转变,这体现在强调心的意志、认知和情感的全面更新,综会慕安德烈的谦卑、加尔文的属灵知识,和爱德华兹圣洁与恩典情感,而形成降服于神的意志、属灵的知识、圣洁与恩典情感的基督徒人格论,即从倪柝声的属灵神学向基于改革宗清教徒神学的基督徒人格论转变。从倪柝声心的基督论向中道基督论的转变,关键是对于心的更新,强调心的降服于神的意志、属灵的知识、圣洁与恩典的情感,更新了倪柝声关于魂的理解,以改革宗神学内部的综合打开了心的基督论向中道基督论的转变之路。倪柝声化逻各斯基督论为心的基督论,而中道基督论的核心是中道和三心,即忧伤痛悔的心、虚心和清心。卡帕多西亚教父认为,信仰就是我们理性的完全。东方教父传统认为,基督是智慧,是上帝作为位格的智慧。耶稣基督就是智慧本身,与保罗称呼的“上帝的权能”,约翰称呼的“光”、“生命”以及“上帝的道”并列。信仰成全理性,恩典成全自然。信仰使人的理性触及天国之事,教导理性认识超越于理性的事物。这讨论的就是启示和理性的关系。未来讲取象解经和中道基督论,中国处境化神学在解经方法上独特的创见,把易经中巫术的东西去掉。小敏诗歌的隐喻堆积,“磐石耶稣基督”。东方教父的关系三一论在中国的三一论建设中,两个三一的并建是总纲。拉丁教父不能抛弃,也需要东方教父。关于理性与启示的关系,现代性的唯名论是另一种框架,新教没有综合的神学,缺少综合性和双螺旋结构,极少的例如爱德华兹。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失去圣灵的圣经被科学化俘虏,答案在关系三一论里面,在自然神学里面。基督论有两种模式,即道-人模式,与道-肉模式。道-肉模式强调道是神-人的主体,忽视人的魂,以亚历山大学派为主;而道-人模式则注意人性的实际和完全,但对于道是形而上主体的说法存疑。道的位格是基督里的形而上的主体,理性是神人二性结合的关键所在。中国文化之属灵神学的转换,关键在于道就是心,心就是逻各斯,这是中道基督论的转换逻辑。这不会带来内在性侵犯超越性的后果,因为其背后有三一论,这延续了中国文化心的文化向内用力的进路,又会通了基督教的向上维度,向内且向上。共产主义也如此,人民宗教的核心口号为人民服务学习的是基督教学以侍人的口号。毛是要自己成为基督,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灵魂就是心。化逻各斯基督论为心的基督论。三班仆人、华南教会、三赎基督、东方闪电等等,几乎所有异端的错误都是基督论的偏差问题,中国文化的都是偏道人模式,高举人的地位。人永不被发现,人永远被偶像化。上帝之子是出于光的光,是出于作为光的父的光辉。子与父本质同一(homoousia)。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像,他本有上帝的形象,这里的形象(morphe)与ousia(本质)意思相同。卡帕多西亚教父的三一论是一本质(ousia),和三位格(hypostasis)。卡帕多西亚教父中的尼撒的格里高利倡导以三一论的子与父本质同一的一回应犹太教的一神论,以三一论的三位格回应希腊的多神论。三一论的根本是创造与受造的形而上学区别,这是卡帕多西亚教父的三一论的高超之处。“教会的灵性经验也就是一种启示形式。”卡帕多西亚教父认为,自然神学作为神学可以讨论永恒,但启示神学作为经世计划必须讨论时间。上帝之子的道成肉身,不是改变了他的所是,而是取了他原来的不是。道在救赎中医治了理性、自由意志和不朽。上帝的形象作为理性、上帝的形象作为自由意志、上帝的形象作为不朽,每一个都是自然神学所必不可少、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加尔文基督论的框架包括五个方面,即人的败坏与基督的救赎、神人二性、律法与福音、先知祭司和君王、基督的降卑与升高。道成肉身体现了基督论五个方面的内容。加尔文的基督论构成心的基督论、红太阳伪基督论向中道基督论转变的中介,在家庭教会的实践中已经有1997年前后兴起的改革宗运动为这一转型做铺垫。而通过加尔文的基督论,可以对毛泽东的人民宗教有较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三)中道基督论与红太阳伪基督论灵知主义是基督教的极端希腊化。灵知派敌视物质,漠视历史。共产主义是世俗化的基督教,是灵知现代性的典范,其有两个特点:唯物主义,历史主义。基督教不反物质,是历史神学。共产主义是基督教极端希腊化的特征,体现在把世界看作监狱,有灵性知识才能获得解放,建立人间天国,而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导师获得了独特的启示,有独特的知识。毛泽东的红太阳伪基督论,和倪柝声的心的基督论分别在中国形成了人民宗教,和塑造了中国基督教的基要派神学。二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基要派神学的灵修模式、教会体制、道的传讲等在1997年以来的改革宗运动中并未成功转型。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而言,毛泽东就是中国人的智慧来源,就是人民宗教的基督,控制了中国人的心灵。光、生命在毛泽东里面都能找到。共产主义灵知现代性在中国文化的转型过渡期提供了世俗化的水、火和土。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占水、火,中间是人民英雄,摆在祭坛的祭物是烈火中永生的人民英雄。中道基督论的水、火、土对于灵知现代性的智慧、光明,和在此岸建立彼岸的转化,即道身代以耶稣的道身,上帝的国度,活水取代兵法道之水。中道基督论认为基督是上帝作为位格的智慧,故基督的灵的活水可替代毛泽东画像作为新的精神智慧的来源。新的水火土之精神体系的是活水、上帝的国度,以及爱和光,华夏文明通过中道的大综合而实现宇宙论、救赎论、人类学的统一。(四)三个身体:根身、道身和政身在基督教神学背景中,曾有基督的两个身体的理论。人民主权的理论最初诞生于英国革命中,与 “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关联,而“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又受到“基督的两个身体”理论的启发,天主教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按照英国中世纪后期“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国王具有两个身体,一是自然身体,另一是政治身体,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1647年,克伦威尔军队中和社会上的“平等派”要求取消不经选举产生的上院,进行下院议员的年度选举,将选举权扩大到除仆人,罪犯外的全体男性公民,并将选举制度设计为“比例代表制”。“平等派”的要求把国王的两个身体发展为人民的两个身体。他们借鉴议会用国王的“政治身体”约束国王的“自然身体”的经验,采用更广义和更抽象的“人民主权”来制约议会。“人民的两个身体”意味着任何具体的人(包括议会)都不能自封代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具体的身体,而人民主权则是人民的抽象的身体。前者受后者制约,并随后者的变化而变化。_根身、政身和道身之三个身体的理论受到唐力权先生根身性相学和现象学的启发_。宪政构造有其根身、道身和政身意义,宪政的联邦制纵向结构与分权制衡的横向结构的交错与基督教文化的十字架象征存在内在的关联。这是一个充分舒展的政体即政制之体,中国文化缺乏十字架的伞形打开,而中华政道的政体构造意味着中作为十字架的打开,由此有可能生成中道宪政的道身和政身。基督作为中保的神人二性论认为,道指神真实的本体,肉身指必朽的本性,并不指败坏的人性。人性是真实的人性,但并没有犯罪。基督耶稣的神性意味着道在万世之先,二性是联合说而非混合说,两个位格联合而非混合。神性和人性没有混合。道成了肉身之后,道仍然高居在天上,道没有变化。路德的转质说,是由路德对神人二性的理解决定的。加尔文是灵魂和肉体的比喻,路德则用铁与火的比喻。耶稣的身体更新中国文化的一个世界,分出两个国度: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根身/肉身连接这两个维度,即心灵秩序的道身,和公共秩序的政身。道身、政身,与意义之域和公共之域的对应,也是上帝国度与公民国度的对应。这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乎恩典中国与宪政中华的对立复合体建构。二、中道基督论的核心框架​倪柝声把逻各斯基督论转换为心的基督论,​本书作者使用清教徒密契主义的心的框架,即降服于神的意志、属灵的知识、圣洁而恩典的情感更新了​心的基督论,使之更具位格性。​心的基督论内在性有余、超越性不足,诺斯替主义的特征比较明显。中道基督论则弥补了这些不足。中道基督论的核心框架可以概括为三二一,三就是钉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荣耀的基督,以及先知祭司君王,二就是神人二性,一就是中道基督论。中道基督论五要义关乎生死之道、新天地之道、基督徒人格的心之道,及解经之道,和新阴阳五行之道。中道基督论五要义的具体内容是,变中国文化的生命之道为生死之道,中心是强调基督的钉死与复活;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谦卑、属灵认知和圣洁;基督以生死之道成全新天地之道,实现天上的荣耀和地上和平的和谐;以圣灵的活水、上帝恩典和荣耀的国度,以及上帝的爱和光作为新中道的水火土替代旧体系;核心方法为取象解经。中道基督论五要义的核心框架是生死、神人、天地、水火、取象。(一)中道基督论变中国文化的生命之道为生死之道,中心是强调基督的钉死与复活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更新是从生生到生死。基督论的核心是死活题,即耶稣基督的钉死和复活。同时展开的还有天与地、上与下、此岸与彼岸等等维度,乃至柏拉图的间际。(二)中道基督论的核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谦卑、属灵和圣洁,经历钉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和荣耀的基督中道基督论强调基督徒人格成长的中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意志上的谦卑、认知上的属灵和情感上的圣洁,经历钉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和荣耀的基督。效法基督意味着学习、模仿基督而忘记自己。基督是上帝的布道。逻各斯的基督是真正的献祭,和真正不朽的赐予。救赎论包括身体论、赎价论和实在论三种,实在论强调犯罪和刑罚使基督的受难成为必须。替代性救赎论,和安波罗修为代表的献祭说。霍志恒认为,保罗的末世论的核心面向是在于复活而升天的基督。芮德博也认为,保罗末世论的焦点是在于基督的死特别是复活。(三)中道基督论以生死之道成全新天地之道,实现天上的荣耀和地上和平的和谐,破除君师合一的传统中道基督论以生死之道成全新天地之道,实现天上的荣耀和地上和平的和谐,“基督將萬物在他裏面形成一個全新的整體,把地上的和天上的事物都連結在一起,並且使天上的和地上的合為一群;因為這樣做能討聖父上帝的喜悅。”圣经中先知、祭司体系与君王体系的对峙,可能是中道基督论对于中国道统与政统不分、君师合一传统的根本更新。先知职分是传讲上帝的话,祭司的职分是献祭和代求,君王的职分是统治、治理和保护。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与先知、祭司和君王相对应的是道统、政统和学统。道统可对应于先知体系,政统对应于君王体系,学统可以对应于祭司体系。从《圣经》看,上帝在以色列人中兴起君王扫罗,它标志着先知、君王、祭司体系合一时代的结束。这种结束意味着,先知、祭司体系和君王体系构成对立。而这种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相反,近代以来,从帝国发展到党国,使得士人共同体特别是儒家承接学统和道统,皇帝承接政统的格局之有限的张力完全消失,在孙中山和毛泽东身上呈现出道统、政统、学统合一的角色。毛泽东合先知、君王、祭司的职分于一体,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这种君师合一的道势不二格局,仅是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型的过渡形态,故道与势的分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命题。这只有通过神人关系的先知祭司体系与君王体系的分化,才能隔断把人无限化的倾向,从而真正为“法律为王”、“道统高于政统”等公共秩序的基础性命题确立心灵秩序的根基。道统、政统与学统的更新,不能仅在牟宗三先生的框架中来理解,而需从先知、祭司体系与君王体系的对峙中,发扬光大传统士大夫“以道逆势”的人格气象。(四)中道基督论转化共产主义灵知现代性的道身象征体系的方案是:以圣灵的活水、上帝恩典和荣耀的国度,以及上帝的爱和光作为新中道的水火土架构毛泽东作为红太阳处于共产主义灵知现代性的大救星即弥赛亚的地位,毛泽东就是人民宗教的基督。转化共产主义灵知现代性,核心就是以中道基督取代毛泽东的地位。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分处水和火两个位置,中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含义丰富。以人民作为摆在祭坛上的烈火中永生的祭物,毛泽东成就了自己的水火既济的事业。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灵知现代性的弥赛亚(大救星),是人民宗教的基督。要中道基督论的突破意味着取象神学的突破,还需要内在三一与经世三一并建、心灵三一与关系三一并建。圣灵的活水、上帝恩典和荣耀的国度,以及上帝的爱和光作为新中道的水火土有望生成完整的象征体系。(五)中道基督论转化逻各斯基督论的基本框架为取象解经与中道基督论 综合言之,中道基督论的核心特征第一是伦理性,但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世性则不应妥协。恩典是一股内在的神秘力量,就是圣灵的同在。恩典可分为预备的恩典、合作的恩典、充分的恩典、有效的恩典。奥古斯丁说,恩典促成德行,而不是报偿德行。这是解决恩典与功德问题最好的回答,恩典与功德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其次是实践性,希伯来重生命,希腊重真理,而中国文化可能在道路方面有独特的开展。中道性为第三个重要特征。中是相互对待的两极的交互。中道是创造的综合、活动的创新。第四是基督性的人格主义特征。第五则是艺术性。三、中道基督论的辩证性“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二十世纪中国以俄为师,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矛盾论哲学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一个两极化的文化,其后两极化的中道的理论环节需要中道基督论去完成。这其中最为重要的范畴包括中道基督论的刚柔与阴阳、基督的钉死与复活所揭示的生死问题,以及十字架事件带来的新天新地。基督论可分为两种类型:活动的原则;人格的影响,即作为原则和作为理念两种类型。中道基督论是这两种类型的整合会通。(一)中道基督论的刚柔与阴阳中道基督论当吸收中国文化的辩证观与整体观。谢扶雅先生认为中道起源于夫妇之道。整个中国伦理以夫妇之道为中心,这从诗经以关雎开篇看确实如此,而中式婚礼的三拜即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及夫妻对拜,则是阴阳哲学的充分体现。谢扶雅先生提议“我们中国人,不妨另称一体两态(静与动)的真神。”谢扶雅先生提出,钉十字架为阴,复活为阳的命题,并设想了合内外之道的中华基督教的可能性。朱熹受重慧学的大乘佛教影响,而成理学;王阳明受重定学的大乘佛教影响,而成心学。在中华土壤成基督教的中和宗。愚拙与智慧的辩证给中国式的实用理性智慧带来根本范式的转换。即在人看来智慧的,在人看来愚拙。而十字架之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二)钉死的基督与复活的基督基督的钉死与复活的辩证对于中道基督论的辨证性而言,是其神髓所在。耶稣基督的品格,在一生一死,生是道成肉身,死是钉十字架。而钉死的基督对于无头无尾(缺乏创世论和末世论)、重生乐感的中国文化而言,是一根本的转折。基督的钉死与复活,形成了中国文化棋局的死活题,使每一沉湎其中的基督徒体味落地麦子的生死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三)十字架带来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关乎宇宙秩序的创世论、道成肉身,以及末世论的观念。可以新三才之道实现对于天地人的全新解读。

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刘小枫:“中译本导言”。
李泽厚:“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载氏著《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第120-123页。
帕利坎:《大公教的形成》,第314页。
帕利坎:《大公教的形成》,第316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35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36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36-237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38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38页。
凯利:《早期基督教教义》,康来昌译,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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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60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62页。
转引自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92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92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96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98页。
帕利坎:《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第299页。
关于改革宗运动,请参考拙文:“改革宗运动与中华神学”,载拙著《宪政中华与中华神学》,2021年版,第64-82页。
可参考拙文:“加尔文的基督论与毛泽东的人民宗教”, 载拙著《宪政中华与中华神学》,2021年版,第369-377页。
这一观点受到夏可君教授的启发,特此致谢。
霍志恒:《保罗的末世论》,转引自毕尔:《新约的圣经神学: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中的揭示》,陈志文译,麦种传道会2018年,第66页。
同上。
亚历山大的区利罗:《路加福音注释》2,见小贾斯特主编:《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路加福音》,李安琴、吴轶凡、曹凯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凯利:《早期基督教教义》,康来昌译,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
谢扶雅:“太初有道”,氏著:《南华小住山房文集》(第四辑),第563页。转引自注12唐晓峰书,第194页。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Sanday, W., Christologies: Ancient and Modern, chapter four, two types of christology,The Clarendon Press,1910.
谢扶雅:“我的一些未成熟的神学思想”,载《谢扶雅晚年文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六十六年版,第111页。
谢扶雅:“西方现代神学与中国固有思想”,同上书,第108页。
《圣经·哥林多前书》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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